论向警予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为党的创建所作的贡献.docVIP

论向警予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为党的创建所作的贡献 　　1919年12月25日，向警予同蔡和森、葛健豪、蔡畅等30多个湖南人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向警予在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以及实践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试就此作一番认真的探讨。 　　 　　一、向警予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向警予从接触马克思主义到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赴法勤工俭学时期，向警予在思想上的进步和根本性转变，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向警予发动组织湖南女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接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条件 　　早在1912年，蔡元培就在北京极力赞助留法俭学会。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留法俭学会缘起》声明中强调“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非留学莫济”，主张向西方学习，开展勤工俭学。1919年7月，在蔡畅的邀请下，向警予来到长沙，和蔡畅、陶毅等一起发起了湖南女子勤工俭学运动，10月，她们先以周南女校为试点，成立了周南女子勤工俭学会，并于11月在周南召开了湖南女子勤工俭学会成立大会。向警予等拟定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简章，提出“以赴法勤工俭学将来回国振兴实业教育为鹄”，规定会员力戒“懒惰之习惯，奢侈之装饰，卸辟之行为”，并把当时的会务规定为“筹备关于赴法勤工俭学一切事务;筹集出发川资及互助基金;准备组织侨法小学教育及侨工教育”等三条。简章分发到全省各女校，推动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1] 　　虽然，这时的向警予还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她的脑子里装的主要是“天赋人权”“物竞天择”“男女平等”“民主自由”“劳工神圣”“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一些进步思想，[2]她认为女子解放“归根结底的希望，仍离不脱教育”，只要“大学中间有一部分的健全分子，做全国的指导，言论实际，双方并进，自然可以感化国内的女同志。”[3]但是，自1919年下半年向警予正式加入新民学会以来，在毛泽东、蔡和森等先进分子的影响下，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她渴望通过赴法勤工俭学，能够找到革命的真理，让自己成为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才。她认为“处今日之世界，应各有自立之能力。勤工俭学即自立之实习，亦即自立之基础。此去应各振精神，以谋个人自立之职业。且吾人之求学，宜抱供献于人群之宗旨，以谋振刷东方民族之精神。”[4]于是，她同蔡和森、蔡畅、葛健豪等人毅然决然，一起登上了前往法国的海船，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二）向警予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认真学习和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 　　对于向警予来说，赴法勤工俭学最为头痛的就是听不懂法语，看不懂法文。为了学习好法语，向警予每天从早到晚苦练法语，她耐心的翻阅查找字典，一字一句的查出原意，持之以恒地刻苦读、刻苦记，不懂就问蔡和森和蔡畅，一直到掌握了为止。经过几个月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向警予就已经能够读懂法文版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例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党宣言》等。在不断深入的学习和反思中，向警予逐步认识到“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此后驾飞艇以追之，犹恐不及”， [5]她认为，“二十世纪的新人生观，是以社会主义的互助协进来替代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将来社会的经济能否实行共产，固尚有待于研究，然而总是朝着这方面走，是可以相信的。”[6]这样，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在法国大革命文化氛围的共同熏陶下，在与法国工人阶级的密切交流中，向警予结合马克思主义原著中的精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最终确立了她的共产主义信念，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踏上了革命的道路。1920年5月，向警予和蔡和森在法国蒙达尼结婚。结婚照片上的两人肩并肩地坐着，共同捧着一本打开的马克思著的《资本论》，这充分表明他们的结合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的基础之上的。 　　1920年7月6日至10日，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公学召开大会，专门讨论信仰主义和怎样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该会的方针问题。以萧子升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能够成为改造中国的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造成的冲突太过激烈，他们在工团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影响之下认为还是和平的革命才更适合中国。而蔡和森则认为目前想要拯救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个党也应该是中国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7]向警予旗帜鲜明地支持蔡和森的主张。为了进一步批判无政府主义错误思潮，使更多的会员认识和赞同马克思主义，向警予还将蔡和森从法语的版本中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贴在会议室的墙上，帮助蔡和森向大家逐句逐段的分析解释，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