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微博时代的普法宣传.docVIP

试论微博时代的普法宣传 　　【摘 要】微博时代，普法宣传呈现出新的形态，与传统的普法形式相比，微博普法宣传在议程设置主体、设置内容和形式等方面都更具新颖性、互动性。同时，微博的普法宣传也有其局限之处，普法传播者应把握微博的优势解决这些普法难题，不断完善微博的普法宣传，让公众从被动的学法变成自觉的守法。 　　【关键词】微博；普法；议程设置 　　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媒介所强化和报道的题材、事件，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也就是说，媒介报道什么，受众便注意什么；媒介越重视什么，受众就越关心什么。[1] 　　而近些年，以微博为主的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议程设置理论的传统基础。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之一D.L.肖指出：“受众也可以把握机会，使用互联网和其他方法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一系列议程。如果大众媒体不具有像几十年前那样的力量设置议程的话，那么其他的媒介就会变得更重要。”[2]由此可见，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现今，普法传播者利用微博的优势不断创新普法宣传方法，受众也更易于接受普法宣传，这对于普法宣传工作来说是一个好的趋势，那么现阶段的微博普法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 　　一、微博普法的形态 　　（一）议程设置主体多样化 　　微博上，人人都是发言人，每个人也都是传播者。依据职能、身份不同，微博上的普法传播者主要可以分为司法机构官方微博、高级知识分子（大部分也是微博中的意见领袖）、普通公众。 　　近年来，各级政府推动司法政务微博的设立，它们承担了公益性法制宣传的责任，新媒体环境下的官方普法成了它们的主要任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底，政法机构微博总计36780个（新浪微博24448个，腾讯微博12332个），[3]其中包括“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普法”等几个有影响力的司法政务微博。官方司法政务微博每天会发布案例信息、法律知识等，推动普法宣传活动的展开。以司法部法制宣传司的官方微博“中国普法”为例，该官方微博目前拥有超过151万的关注人数，除了每日发布“微普法”“法律知识”“法制资讯”等法律常识性微博外，还结合受众年轻化的特点，开辟“追剧学法律”等议题，让年轻受众在看剧过程中学习法律知识。 　　微博意见领袖对于微博普法的作用也很大，他们的言论往往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并让法律公共事件得到曝光和传播。比如微博上比较活跃的“袁裕来律师”，从他的微博中可以看出，除了对一些热点事件的分析之外，还发布诸多的法制资讯，涉及征地、拐卖儿童等案件，而他的微博往往能引起大量的转发，传播力不言而喻。 　　（二）议程设置内容向纵深发展 　　微博上的普法内容越来越丰富，从媒体所设置的“呼格吉勒图无罪”等热门议题，再到“南京虐童案”等一般性案件的议题传播，普法工作者用专业的案件讲解及法律素养为公众普及了法律知识。 　　不仅如此，微博上的普法内容也逐渐向纵深发展，如在加强法律条文宣传的同时，重视案例报道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而在策划选题上越来越重视案件背后的社会动因、家庭背景、人物个性等因素的深入挖掘。比如“南京虐童案”遭曝光后，媒体及法律工作者用微博及时报道该名儿童遭养母毒打的社会动因，以及儿童所处的家庭环境等，并对孩子的原家庭及学校进行深入的挖掘采访，逐渐揭露了儿童被毒打的深层原因，也将议程所设置的内容慢慢引向更深层次。 　　（三）议程设置形式新颖、互动性强 　　微博依据其特有的功能，让普法宣传形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微博平台中，普法传播者不仅可以发布文字、图像、声音等内容，还可以根据需求，将普法漫画、微电影等发布到微博中，与受众进行分享，这样的议程设置让受众更加关注，同时，也改变了单调、枯燥的传统普法方式，让普法宣传更具新颖性和趣味性。 　　此外，微博能够依据议程设置让更多的用户参与到议题的讨论中来，增强了议题的互动性，微博用户不仅可以评论、转发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同时，还可以阅读官方微博每日提供的特定信息，这就使普法宣传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也能让受众对普法宣传有更深的认识。微博平台中，公众可以与政务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互动，避免了早期普法宣传时面对面交流的生疏感和距离感，让受众的参与意识及参与欲望更强烈。 　　（四）议程设置的“显著性模式”影响降低 　　议程设置的显著性模式是指媒介对少数议题的突出强调，会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在传统媒体时代，电视及报纸等传统媒体的议题显著性是通过开设普法栏目、开设专题专栏及热点新闻等形式对某些议题进行着重报道，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进而影响公众对社会议题重要性的判断。因此，电视、报纸报道什么，公众就关注什么，一些案件往往因为传统媒体的集中式报道而引发广泛的关注。但到了微博平台上，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