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川历史-清光绪年间的水患.docVIP

清朝光绪年间　　光绪廿四年——汉水边的中国　　公元一八九八年，在中国为清绪廿四年，论干支则为戊戌，属猪。当日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在中国的京城，维新派人士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施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历时一百零三天宣告失败，许多年之后人们称之为“戊戌变法“。对于中国历史和民众生活而言，它的象征性远远大于其实效，也就是说，这一年本身就代表着下一百年动荡激越的开始。我们有必要了解当时的社会境况，以期更好地了解这种象征性。　　汉川县，位于汉水下游，湖北省中部，东与武汉毗邻，西连竟陵，南临沔阳，北接应城、云梦、孝感。县境有大小河流十六条，全属汉水水系和刁汊湖水系，有三百亩以上的湖泊五十个。本县最多的是水，危害最为巨大的也是水。据一九九二版《汉川县志》记载，有清一代凡二百六十七年洪水肆虐一百一十六次，所以水灾成为了汉川历史的主要内容。　　在光绪廿四年的汉川，维新变法属于无关紧要的内容，连插曲都不算。这一年《汉川县志》上记载，“襄南久旱，山地棉花枯槁，旱区约占未淹地面的十分之四（同年襄北江西垸溃决）。”当日汉川知县为新上任之四川咸远人傅光弼，而此前汉川接连三年大水，发生凋敝。本县境内共有在册官垸三十六个、民垸四十四个。多数垸堤只有堤之名，而无防水之实，绝大多数堤高程在二十七米以下，堤面宽不过一米，而且明口多，垮段长，硪工缺，漏水快。加之全县的官垸民垸之堤建设无统一管理机构，致使堤垸零星分散，封建割据严重。往往一垸两面、三面临水，或者四面皆水；堤线全长达千里有余，每届汛期业民疲于奔命防不胜防；而且一垸溃口往往引起连锁反应，数垸遭株连，酿成白水一片。故县志所载水灾记录，十之五六为垸堤溃口所致。自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九年连续五年的水灾充分说明当日堤防的薄弱以及政府组织的失败。　　对汉川民生影响最大的河流为汉水（在汉川称之为襄河）。汉水自竟陵县芦林口入境，经万福、脉旺、杨林沟、分水、城隍港、庙头、马口、城关、横堤、小河出境；分县境内外为襄南、襄北两部分，境内流长九十公里，河槽均宽四百米。每届梅雨季节，洪水汹涌奔流，一般年景有三至五次洪峰，最多达十六次，汉江干堤因此成为堤防建设的重中之重。当日堤防之实际情形如何呢？汉江干堤俗称襄河堤，明初开始修筑，至清光绪年间方全线告成。据清光绪年间邑人田宗汉所著《汉川图记征实》载：“襄河南岸官民各垸畈，共计襄堤一百零二里七分……下自谢家堤角起（接汉阳壤），上抵白鱼垸（接沔阳碓臼垸）。其间曾家岭至朱家河七里六分，皆岗岭无堤；又系马口迤上至何家垸一里许，亦属岗岭无堤。襄河北岸官民各垸畈，共计襄堤长一百二十五里八分，下自新沟起，上至沔邑脉旺嘴牛蹄支河口止。”　　作为汉江干堤的堤防设建设尚且如此薄弱，何况其它堤防。那么政府在其中处于什么地位呢？这就要先看一看当日的机构设置及其基本职能。据一九八二版《汉川县志》记载，“知县为县最高行政长官，负责一县治理。配县丞、主簿、教谕、训导、典史、巡官、驿丞、把总等属官各一人，以辅治县事。县衙内设三房：吏房，职司官制、官规；户房，职司财政、地亩、粮租、契约、诉讼；工房，职司河道、堤防、水利、城建、桥梁、仓房、库房。另设三班：皂班，管笞杖、枷号、刑杀；壮班，管值堂站班、侍从县官出巡、鸣锣开道和安全保卫；快班，负责传递公文、缉捕盗匪、拘罪犯、维护社会治安。县衙下辖五乡八里，乡设乡官，里配里正，均由知县委派当地绅士充任“。　　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统筹水利建设呢，这就取决于当日的财政收支状况。以光绪十一年，即公元一八八五年的财政收支为例。据光绪十一年《汉川图征记实》载：汉川钱粮征收项目有红粮、渔粮、芦课、楚屯、新升、新增、改则、湓港八项。其中红粮、新升两项加征南米（上解粮道衙门，作军粮用）。红粮为夏秋两熟田完纳，年征银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九两，加征南米一千九百一十一石；渔粮即为渔课，年征银四千一百九十两；芦课乃芦苇地所征之课，年征银五百二十七两；楚屯为明朝遗下之楚藩屯田，清朝革藩废屯，其田散给佃民耕种，仍以楚屯之名纳粮，年征银两千零五两又六钱；新升为低塌淤高成良田，照红粮计征，并加征南米，年征银一千三百五十二两，南米二百一十石；　　新增为新开荒地，以渔粮计征，年征银九十一两又六钱；改则为官垸变成湖泊，由红粮改征渔课，年征银一百五十一两又六钱；湓港，地名，同治九年由湖成田，年征银六十一两。合计，年征银两万三千三百零八两，南米两千一百二十一石；南米折银三千一百八十一两又八钱，共银两万六千四百八十九两又八钱。税课，年征牙行税银三百五十六两又七钱，田房税银十一两又一钱，盐税六百九十一两；典当税二十两，年征税课银一千零七十八两又八钱。以上总计，年收入银两万七千五百六十八两又六钱。是年上解银两万零两百七十八两又七钱，坐支银（留县支用部分）七千两百八十九两又九钱。坐支银有三项固定性支出：一是驿站银三千零一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