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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热舞时代 　　“舞蹈”，在网络和现实世界都引起了罕见热议，成为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话题。 　　荧屏上开启“热舞时代”，荧屏下的观众跳舞也成健康新时尚。 　　现在，就连即将落成的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也将自己定位于：不仅是舞蹈演员的演出平台，更是公众文化的展示平台。 　　这些年，从小年轻，到白领，再到中老年朋友，申城市民们对于舞蹈的热情，日益高涨。 　　大妈化身群文新力量 　　在上海闵行区漕宝路吴宝路路口，有一个开阔的花园广场，这是周边几个小区共用的花园，内有健身步道和不少健身器材，花园最中心还有几块错落有致的圆形小广场。 洋人选手也参加了《舞林大会》，演出《白毛女》经典选段。 　　晚上六点半不到，五六十位大妈已分成近十排列队站好，伴着节奏强烈的音乐声响起，她们便整齐地跳了起来。领舞的老师站在最高的地方，一边喊着“手心手背”“三遍四遍”，一边示范容易搞错的动作。 　　除了最早一批跳上的，还有周围好多候场围观的。大家急匆匆吃好晚饭，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个位于七宝镇镇政府门口的文化广场上，几乎每天雷打不动。没有哪个地方能像如今的文化广场一样，形成这般浓烈的氛围感，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知。 　　“广场舞”一直是近年来的热词，尽管充满了争议，但仍处“高烧”蔓延时期。要问广场舞有多出名，有多少中国大妈对它情有独钟？你看――就连英国著名的刊物《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都曾发表过一篇名为《拯救中国跳舞大妈》的报道。文章称：大量的人，尤其是大龄女性，在城市公共场所跳舞越来越常见。早上和傍晚，她们开着扬声器，在公园里或者广场上练习跳舞，谈天说地，也带点炫耀的成分。在这被称作“Guangchangwu（广场舞）”的活动中，情歌跟西洋风格的歌曲最受欢迎。其中，凤凰传奇的歌曲是广场舞爱好者的最爱。 　　有段时间，只要提到广场舞，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跳舞的人，往往强调它是一项强身健体的运动，而由此产生的噪音，又让附近居民不堪其扰。 　　记者了解到，上海闵行区为化解“广场舞”难题，已经先行一步，从“硬件”和“软件”着手，有效地进行引导，尝试市民自我管理方法，力求破解之道，形成了颇有特色的“闵行模式”。 　　这两年，就连闵行区文广局局长杨继桢都被人戏称为“大妈局长”，原因便是早在三四年前，闵行区文化管理部门就开始关注和扶持广场舞。 年轻人在舞蹈班里学习钢管舞。 　　杨继桢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他居住的小区，一到傍晚，大妈们就在门口废弃的喷水池中跳舞，做操，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可是有一次他发现，居然连续好几天没有人来跳舞了，一问领头的大妈才知道，因为那几天正是高考，她们自觉地偃旗息鼓。杨继桢被感动了，他说，闵行区200多万居民，老百姓有自己健康的娱乐活动，而且自觉地管理好自己，政府也有义务来解决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资源供应不足的矛盾。 　　据不完全统计，闵行有2000支广场舞团队，每个团队多则数百人，少则几十人，粗略估计总数在20万左右。场地资源显然跟不上20万大妈们的需求，不同团队争用一个广场引起的“内部矛盾”、因噪音引发的“外部矛盾”时有发生。 　　因此，2013年，闵行区把市民活动需求旺盛的100个场地改造成了市民文化广场，并列入了当年的政府实事工程。为了确保项目的普惠性，改造哪个广场、改些什么项目，全部由社区说了算。改造不搞大拆大建，不搞“景观工程”，广场上竖起了红色的广场形象标志立柱，配置了灯光座台、太阳能灯、便携式户外拉杆电瓶音响等设施。同时，广场周围的不少居民还领到了分贝仪，来测试和控制广场舞的音量。 　　100个文化广场的改造，激活了区内文化资源的存量，扎扎实实缓解了供求矛盾，让更广泛的市民受益。而这只是管理部门“收编”广场舞的第一步。 　　早在百个文化广场改造的一开始，管理部门就想好了“退出机制”，文化广场采取社会团体管理运营的模式，打造“政府引导、社会管理、群众参与”的公共服务管理新机制。杨继桢表示：“政府作为基层文化管理部门，要从台前退到幕后，从‘什么都管、亲力亲为’到‘管放结合’，在把握发展方向、制定发展策略的前提下，让出更多舞台和空间给各类社会力量。” 　　2014年5月，由全区各广场文体团队骨干、志愿者、企业、广场物业、居委会代表们组成的“闵行区市民文化广场管理协会”正式成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广场协会拟定了文化广场5个等级的星级评价体系，只有在“零投诉”“举办文化活动”“开展公益演出”等12个评分项目中积分达到90分，才能在每年综合评价中成为五星级团队。而五星级团队，不仅能获得更多的展示机会，还可以获得文化部门的“文化大礼包”：艺术培训、健身指导、文化活动观摩、奖励基金等等，不一而足。不仅如此，全区的文化广场还联手签订了《市民文化广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