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进大家庭中成长.docVIP

在民进大家庭中成长 　　开明出版社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成立并主管、主办，民进老一辈、民进中央历届领导和民进各级组织都见证了开明出版社从无到有，从出版界的无名小卒成长为方针明确、特色鲜明、读者喜爱的一家出版机构的历程。 　　2016年是老开明书店成立90周年，“开明书店”即是开明出版社的前身。 　　老开明往事 　　1926年，章锡琛、叶圣陶、夏?D尊等人在上海成立开明书店，即开明出版社的前身。 　　新中国成立前，开明书店是与商务印书馆和世界书局等齐名的中国成立最早的出版机构之一。在当时也是一家以倡导新民主主义和新文化运动为宗旨，积极追求进步思想的著名出版机构。 　　当时，开明书店出版的图书脍炙人口。其中包括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等，一大批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高成就的文学作品。开明书店率先向国人引进并翻译出版了《爱的教育》等一系列外国文学及科普著作。还有叶圣陶、丰子恺、林语堂等大家亲自执笔创作的《国文百八课》、《开明英文文法》、《开明国语课本》等一系列教育类图书。开明出版社还出版了朱起凤先生编著的《辞通》，该书曾与《辞海》、《辞源》等并称中国现代出版史上造诣最高的语文类工具书。开明书店所办的《文学周刊》、《新女性》、《中学生》、《活页文选》等一系列进步期刊，更是如一缕春风给当时的国人带来了思想文化的新思潮。 　　新中国成立后，开明书店于1950年进行了公私合营。1953年，开明书店由上海迁至北京。在此期间，作为开明书店的一枝台湾的开明书店也饱经沧桑，尽管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台湾的国语课本的编写工作仍然以开明书店为核心班底，所编写的课本一直沿用到今天，并被奉为经典，难以超越，但开明书店本身的经营却步履维艰，一度难以支撑，不得不靠合作联营勉强支撑。海外其他地区的开明书店几乎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老开明”一度暂时退出了出版业的历史舞台。 　　尽管如此，开明书店在中国出版史上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版机构。对于这一点，海峡两岸的文化学者和老出版家们都给予了高度评价。2013年，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带领叶圣陶研究会访问台湾期间，曾经专门以“开明书店、叶圣陶和台湾”为主题召开过一次两岸知名文化学者和出版人士共同参加的座谈会。在会上，台湾方面与会的十几位专家在谈话中提及开明书店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对“老开明”从心底里肃然起敬，并寄托了无限深情，他们无一例外地谈到，自己的学习、成长经历，自己能有今天，都是与“老开明”曾经给予的抚育分不开的，很多著名学者为了这次研讨会特地从家中搬来了一摞摞珍藏已久的“老开明”版图书。 　　从中也可以感受到，开明书店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 　　新开明的恢复与发展 　　“老开明”的人与事虽已尘封于历史，然而，作为一直以振兴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出版事业为己任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却致力于把恢复“开明书店”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1988年12月，在民进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经原新闻出版总署批复，开明出版社正式成立，由时任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版协主席叶至善担任社务委员会主任，吴廷劢担任社长，江秉祥为社务委员会成员。 　　叶至善先生亲自为开明出版社制定了“一不亏心，二不亏本”的经营方针，后被出版界誉为“两不亏方针”。在开明出版社的创建初期，除叶至善先生以外，李淑湘、张志公、赵朴初、王仿子等先生也非常关心开明出版社的工作，为开明出版社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应该看到，开明出版社的恢复成立，是民进对于中国出版事业的一大贡献。 　　出版社成立之初，既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也没有必要的办公条件和设备。当时出版社的全部家当是一间租来的办公室，一部与其他单位合用的电话，几张旧桌椅，一辆“神牛牌”平板三轮……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难倒有着坚定信念和创业勇气的开明人，在社务委员会叶至善、江秉祥等老出版家的悉心指导下，老社长吴廷劢带领着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开始了艰难的跋涉。这一草创时期，同志们工作不分白天黑夜，也不计较分内分外，个个工作起来全力以赴，人人体现出无私奉献的精神。 　　同时，民进中央副主席叶至善先生经常来到社里看望全体员工。叶老嘱咐社里的员工，交朋友要多送一些书，书是出版社唯一能拿得出的东西，要学会用书结交朋友，他还强调，一本好书，一定是买的人多，一定是经济效益好的书。一本书再好，却没人买，也就无法实现社会效益，当然也就没有经济效益，因此经济效益不好的书，社会效益也不会好，也无法称其为好书。叶老非常喜欢开明出版社的年轻人，对他们一直寄予深切的关怀和希望，几乎每个月都要来到社里看望大家，这个习惯他一直坚持着。直到后来出版社搬到外文印刷厂的四楼办公，叶老还是坚持前来看望大家，由于老楼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