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踪的方大曾.docVIP

寻找失踪的方大曾 　　2015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了“抗战与文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文物系列展”。这次展览中，首次将记录国民革命军早期抗日影像的方大曾与八路军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曾被称为“中国的卡帕”（卡帕即罗伯特?卡帕，20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的沙飞，以及中共敌后抗战摄影事业的开拓者石少华的摄影作品并列展出。 　　摄影史学家、曾为新华社驻波黑战场摄影记者的曾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方”（方大曾昵称）的影像过去一直没有得到广泛传播，是因为他记录的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很长时间以来，新中国的影像史实际上是一部红色影像史。小方重新被认识，不仅是中国摄影史的进步，而且是中国政治的进步。 　　为了将“小方”介绍给世人，无数人接力走过了漫长的路。 与“小方”初次接触 　　1986年初夏，方澄敏揣着哥哥方大曾的遗物――几张120底片，来到离家不远的北京东单红星胡同61号中国摄影家协会。 　　她已经71岁了，垂垂老矣，但拍摄这些照片的哥哥当年才25岁，永远25岁，永远是她心中那个青春、热情、才华洋溢的“小方”。她总想为他做点什么，让他不至于彻底从人间消失。 　　在61号院的传达室，她问门卫可不可以找一下协会的负责人，门卫听了她的情况，建议她先联系《中国摄影》编辑部。《中国摄影》是国内最早的专业级刊物，创刊于1957年，致力于介绍前沿的视觉表现方式和摄影技巧。 　　文字编辑吴常云接待了她。“她说她有一个哥哥，留下一些图片，怎么才可以发挥作用？”吴常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吴常云对摄影史不太了解，之前也没听说过“小方”，请教单位理论研究室的老人，被告之，这是一个被埋没的摄影师，应该赶快介绍他的作品。 　　吴常云根据方澄敏留下的地址找到方家。方澄敏取出一只木盒子，有一只小抽屉那么大，里面全是方大曾留下的底片。他一张一张地翻看。片子主要是社会百态和战地题材。底片保管的情况一般，很旧，也不是很清晰了。 　　他试着从《黄河组图》里挑了几张构图讲究、人体很有质感、光影效果也不错的片子，带回了编辑部。总编辑袁毅平看过后，很快同意将其中表现黄河纤夫和黄河船夫的两张发表。 　　照片登载在《中国摄影》当年第三期的“旧作新话”栏目中。事实上，这两张照片并不太符合该刊的唯美诉求，“旧作新话”栏目也很少出现，少数几次出现介绍的都是吴印咸这样摄影大家的作品。这次算是破例了。吴常云还配发了一篇名为《历史尚需回顾――有感于方大曾作品的发表》的介绍。他写道：“我们从作品中，似乎可以听到一种被压抑的、愤闷的吼声，一种力量的凝聚。” 　　方澄敏曾向吴常云表示，想把底片捐给中国摄影家协会。吴常云请示领导，得知协会当时没有保存底片的条件，就婉拒了捐赠。此后，他再也没见到过方澄敏。 “薄来厚往” 　　“小方”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东单红星胡同61号，已是1989年初冬。 　　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陈申像往常一样来到红星胡同61号的中国摄影出版社上班。他的领导、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陈昌谦来找他，约他一起去方澄敏家。1980年代初，他们都参加了《中国摄影史》的编纂工作，由此知道了“小方”其人。 　　在协和胡同一个僻静、不太“严谨讲究”的小院中，他们见到了方澄敏和她珍藏的宝贝――一只长30厘米、宽20厘米、高10厘米左右的小木盒，里面放着800多张用小红纸袋装着的120底片。 　　后来陈申得知，这个木盒是当年小方专门找木匠定做的，原本有两个。1937年7月下旬，北平沦陷。当时小方已在新闻界崭露头角，常在各大报刊发表前线抗战通讯与图片专辑，名声在外。方家人担心惹上事端，在做饭笼火时，将其中一盒采访笔记和底片烧掉了。另一盒被疼惜独子的方母悄悄藏起来，才得以保存下来。 　　没过几天，陈申在单位传达室再次见到了捧着木盒的方澄敏。陈申邀请她上楼坐坐，她不肯，把木盒递给陈申，说：“这些底片我给你们了。你拿去研究。”陈申很惊诧：“那我给您打个条儿？”没想到，老太太拿出早已写好的收条，上书：“今天送上方大曾底片837张。” 方大曾（小方）。图/受访者提供 绥远战场上的傅作义部队。摄影/方大曾 1937年7月25日，上海《申报》增刊用方大曾拍摄的守卫卢沟桥的士兵做封面。冯雪松在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发现了小方在《申报》增刊发表的一系列尘封已久的通讯和图片报道。图/受访者提供 　　就这样，自方母与方澄敏之后，陈申成为小方遗作的第三位保管者。 　　陈申将小方的全部底片打样出来研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每一次得到的稿费，他都给方澄敏送去。 　　“老太太也收，但过不了一个礼拜，她就买点东西给我送回来，而且买的礼物比那稿费还多。这似乎是中国传统中的‘薄来厚往’。”陈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还不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