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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看临汾 　　有人说，“临汾是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文明汁液的地方，远古文明与现代文明在这里相互交融，礼乐与思想在这里尽情弹奏，民俗与风物在这里演绎传承。”这话说的有道理。 　　临汾是中华民族祖先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考古学家通过对临汾所辖襄汾县“丁村遗址”的考古证明，这里就是中华民族先民繁衍生息之地，是人类起源之地。“丁村人”大约生活在十万年前，是介于“北京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古人类。考古学家通过对三枚“丁村人”牙齿以及小儿的右顶骨化石的发现、鉴定，得出一个结论：十万年前这里不仅是原始动物的天堂，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先民们繁衍生息的摇篮。考古学家认为，“丁村遗址”并不是单一的旧石器时代的中期文化，还包括分别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的文化遗存。由于这种极富地方特色的丁村文化遗存遍布于汾河流域，考古学家把它称为“汾河文化”，这是人类起源的文化，“开创了山西区域文化的先河，并经过长时期向四周辐射而成为奠定黄河中下游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一。” 　　临汾是降生华夏文明的根祖之地 　　考古学家通过对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掘考证，认为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原始社会末期的文化遗址。通过对一座4500多年前的古城遗迹的确认，这里正是远古时期尧、舜、禹主要活动的区域，也是帝尧建都的地方，亦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发祥地。 　　陶寺遗址发现的古城占地面积56万平方米，呈圆角长方形。城址依稀可辨，宫殿区、核心建筑区、屋基、仓储设施等轮廓井然有序。专家认为这是一座都城，是尧时期中国建立的第一个都城。有了都城就有了国家，通过对陶寺遗址大型城邑和大量出土文物的考证，最早的“中国”在临汾已成为大多数考古专家和学者的共识，这座古老的都城遗址是中华文明的具体体现。在陶寺遗址祭祀区还发现一个三层夯土的观象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指出，“古观象台的发掘是国内乃至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通过观察日出确定历法的礼制建筑，比英国的巨石阵观象台还早500年，而且比巨石阵功能还齐全。”这说明在远古时期我们的老祖先就已经懂得观天授时，这是远古时期中华文明逐步形成的又一重要依据。何弩教授认为，陶寺古观象台“堪称同时期世界最精密的天文观象遗址，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世界领先水平的标志性建筑。”同时，考古学家通过对陶寺遗址墓葬群中出土的“鼍鼓”“土鼓”“特磬”以及各种彩绘的木、漆、陶器和象征“神权”“王权”的“龙盘”等特殊随葬品的考证以及考证出陶寺观象祭祀台能够通过观测日出，将一年365天或366天分为四季和24个节令，说明在帝尧时期中华远古文明已经逐渐走上成熟阶段。 　　临汾是晋国源头，是封建社会逐步走向鼎盛的发源之地 　　历史上有“桐叶封弟”的故事，说的是周成王姬诵八九岁继位，有一天成王同弟叔虞玩耍，成王把一片桐叶剪成“圭”的式样，赐给弟弟叔虞，并把唐地分给了他。因君无戏言，在旁的史官就记录下来。历史上也叫“叔虞封唐”，古唐地就在今临汾翼城一带。叔虞去世后其子燮父继位，因唐地邻晋水，故改唐为晋，从此出现了春秋时期存在600余年的晋国。晋国的源头就在翼城一带。 　　晋国始祖叔虞治国有道，他在位20多年，在唐地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和睦共荣的良好社会环境，农业飞跃发展，史载曾出现“同株异穗”“一株多穗”的嘉禾盛世。 　　晋昭侯二年（前745年），昭侯将其叔父成师分封到曲沃，世称曲沃桓叔。桓叔去世其子庄伯继位，庄伯去世其子武公继位。到了晋缗侯二十八年（前679年）武公举兵灭掉翼城晋“大宗”公室，自己成了晋国国君即晋武公，历史上称为“曲沃代翼 ”。曲沃代翼后，结束了晋国内乱，也促进了晋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晋国迅速壮大，逐渐由一个百里小国，开始向超级大国发展。 　　晋国最有作为的国君是晋文公重耳。他经历过晋国的“骊姬之乱”，饱受十几年的“流亡之苦”，辗转列国，洞察了各国成败的经验教训。他即位后，接受父亲、兄弟的教训，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改革。在政治上执行“任官以能”，强调“尚贤”，把德、智、才、能作为委任官员的第一要素，启用了一大批能人，这为晋国的发展壮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经济领域，他坚持“农商并举”，实行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放开流通渠道，减轻出入关税，鼓励商品交易，从而繁荣了商品市场。为了进一步推动本国经济法发展，晋文公还实行了“工商食官”制度，就是由官营工商部门给予从事工商业生产者一定的生活资料，作为维持工商业从事生产和生活的补助，这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与此同时，晋国在土地分配上实行的是“君食贡”制度，即国君自己不保留土地，而是从拥有土地的人那里收税。同样，晋国的卿大夫也要把土地使用权交给领地内的劳动者，由他们耕作、收获、交租、纳税。这一土地分配制度的改革，极大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后来其他诸侯国纷纷效仿。史学家认为，“君食贡”制度的实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