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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一心为大局，反成狱中囚 　　【1885- 1959，广西梧州人，国民党陆军上将】 　　任潮（即李济深）在汤山居住期间，每天都是下棋、读书、写字、做诗，生活是闲适的，但却和外界断绝了接触。他这样被软禁了几个月之后，吴稚晖向蒋介石建议，让任潮回南京市内居住。回私宅后，任潮也并不自由，蒋介石派了一排兵驻在附近，名为保护，实则监视。他在这样的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一直过了两年多，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才重获自由。 　　李济深为大局计决定北上入京 　　1928年间，我（即本文作者李达潮，李济深之弟）还 　　在德国学习，那时我名义上还兼任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军医处长。是年冬，我在柏林接到总部副参谋长张文的电报，催我立刻回国筹划陆军总医院。回到广州后，我接任潮（李济深，字任潮）自南京来电，嘱我在粤候他一同回乡做先母逝世周年祭。不久，他便动身回粤。同他一道回来的，有国府文官长古应芬。我见古应芬时，他对我说：“蒋主席派我代表他前来致祭令堂，我理应到贵乡一行的，但年纪大了，近来身体又不大好，沿路要坐兜（上山轿子的粤称）很不方便，因此决定不去了。现在我把蒋主席赠送的祭仪3千元交你代办一切好了。”（事后证明，古应芬正是受了蒋介石之命，故意逗留广州和陈济棠、陈铭枢、陈策3人秘密商讨倒李济深。）古应芬既然不去，我便陪同任潮回到广西梧州大坡乡老家，在乡中办妥家祭以后，才一同回穗（地名）。 　　其时，广州已有谣言，盛传“三陈倒李”。我回穗后，医务界有人获悉这一消息，告诉了我，并请我转劝任潮切勿入京，去则恐有不测。我因出国日久，对国内形势认识很模糊，只觉得一入国门，又见到有发生内战迹象，心中感到惶惑。 　　我把消息对任潮说了，他说他对此有所闻，去京虽然可能有危险，但目前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方面关系如此紧张，自己不出面调停折衷，则蒋、桂之间可能因破裂而导致大战，那时岂不更糟。我听了，心里也以为还是入京一行对大局有好处。 　　蒋介石“请君入瓮” 　　那是1929年二三月间的事。其时，国民党在南京一方面召开中央会议，另一方面又召集了国军编遣会议。任潮对于“编遣会议”心里很不以为然，他在说话中常流露：这次会议是蒋介石用来打击桂系和阎锡山、冯玉祥的。他还说，如果要编遣，就必须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除了汰弱留强这一条之外，还该照顾到各方面部队按比例平均编遣。这些主张，当然是和蒋介石的削弱异己、壮大自家的阴谋打算相矛盾的。 　　在任潮决定赴南京之前，据我们一班属于任潮左右的亲信人物估计，任潮主张外有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支持，本身又有粤军将领拥护，蒋介石未必敢一意孤行。从政治形势看，任潮负责广州政治分会，李宗仁、白崇禧控制北平、武汉两分会，阎锡山、冯玉祥又控制了太原、开封两分会，大家联成一气，加上滇、闽两省当局也倾向于任潮，因此，谅蒋介石不敢对任潮有什么不利。 　　此时，陈济棠、陈铭枢亦奉召入京开会。任潮离穗之后，将巩固广州后方的责任交给他的亲信徐景唐所部第五军。因此，大家便没有什么顾虑，赞成任潮入京出席会议。任潮离穗前，把八路军总部托付给参谋长邓世增、副参谋长张文二人。我当时没有陪任潮北上，事后听说他到上海之后，就有一些友好力劝他不要入京，免被蒋介石扣留。任潮在犹豫之际，蒋介石派来了“五老”―――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继。过去任潮对这几个国民党老头儿是很尊重的，所以在他们的甘言诱骗下，任潮上了大当，毅然和他们一起入京见蒋。但不到几天，便被蒋扣留了。 　　事后，任潮曾谈过被扣前的一些情况。 　　任潮入京见蒋时，曾当面向蒋建议不要继续向湖南增兵，以免与桂系部队发生冲突，希望一切问题通过谈判解决。蒋当面答允，也赞成和平解决。任潮即去电李宗仁、白崇禧告知蒋介石的态度，并劝李、白有所抑制。不料，蒋介石并不履行诺言，事实上仍继续向湖南增兵，加紧向李、白部队进行压迫。李宗仁、白崇禧见蒋介石如此不顾信义，便电任潮提出诘责。任潮知道已受老蒋欺骗，也忍无可忍，忿然复电李、白，大意说：如蒋军继续入湘相迫，可予迎头痛击。不料，该电未拍出便为蒋特务截获。蒋即指任潮蓄意勾结李、白反抗“中央”，下令扣留任潮于汤山。 　　营救计划最终搁浅 　　任潮被扣后，蒋与桂系之间已失去一个缓冲人物，结果，蒋、桂之间爆发了战争。李宗仁、白崇禧等原在北平、武汉一带拥兵10多万，但也由于内部被蒋分化收买，终于吃了一系列败仗而退守广西。 　　任潮被扣留消息传至广州时，第八路军总部在参谋长邓世增主持下曾开了一次紧急会议。那天，我也参加了。会上，多数人主张对蒋采取强硬态度，甚至不惜一战。但讨论结果又觉得陈济棠在京未回，陈铭枢在香港养伤（陈在赴京过港时住在皇后酒店，因酒店失火，跳楼而足部受伤），还是等他们回来表态之后才好有所举动。 　　不久，陈济棠便由京回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