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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评《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 日语10研 刘琪 1021100047 “外研社翻译研究丛书”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组织国内专家撰写的以翻译学学科本体研究为主的系统的理论性论著。作为该丛书中的一部，《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体现了作者吕俊、侯向群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思考的积累成果。 全书由前言、五个章节和后记组成。在前言部分，作者从必要性、哲学基础、语言学基础、真理观基础、社会伦理基础等各个方面对建构主义翻译学作了简单而全面的介绍。之后来的五个章节，作者一环套一环地从翻译学的学科性质入手，对以往的几种翻译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然后在“推陈”的基础上“出新”——建立建构主义翻译学。接着，作者从哲学观、理性观、语言观、真理观等方面论证了建构主义翻译学研究范式的知识基础，并专列一章，从实践诠释学的理论视角着重论述了言语行为理论和普遍语用学与翻译研究的密切关系。最后一章，面对后殖民时期弱势文化、边缘文化所面临的被消解的危险，作者提出了建立翻译伦理规范——翻译伦理学，以形成公平、合理、对称的翻译环境。 该书理清了翻译学的学科性质及特点，将翻译学从“泛文化研究”、“泛翻译研究”的混乱形势下解救出来，使翻译学不致成为文化研究、意识形态研究的附庸。同时，该书确立了翻译学的实践诠释学基础，使翻译研究重新回到翻译的语言本体上来，恢复了实践中的语言在翻译研究的核心地位，为翻译研究指明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哈贝马斯的学说为指导，通过对语文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解构主义三种范式的比较和批判，提出建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 作者指出，到目前为止我国翻译研究已经历了三种范式的演变，即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和解构主义范式。语文学范式研究的最大特点是缺乏理论体系，其哲学基础是直觉主义哲学，是一种“主客不分，强调神思”的思想，对翻译的探讨只落在译者的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上。尽管该研究范式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其重主体而轻客体、重内在精神而轻语言形式、重直觉感悟而轻理性分析的特点这决定了翻译研究不可能以此为指导；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出现将翻译研究的焦点由对译者天资禀赋的关注转向对语言规律的分析，以工具理性和语言规律转换为主导使得语言内部结构的同一性得以强化。然而对外部语言学的忽略和排斥导致形成了语言罗格斯中心主义，这不仅忽略了语言是用于交际这一事实，同时也将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置之度外，其封闭性与机械性禁锢了翻译这项“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精神活动；其后的解构主义研究范式颠覆了一切规则、系统、中心，它打破了语言的封闭系统，竭力倡导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消解和否定一切系统和中心为特征，使意义的生成带上了任意性色彩。但它对译者主体性的过分强调导致对潜意识的放纵和张扬，翻译研究的重心也逐渐转向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越来越缺乏具体所指，尽管其多纬度、多视角、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其对文本的偏离和对翻译本体的消解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显然，从哲学观、语言学观、理性观、真理观等各个方面看，前三种范式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不能成为翻译学的主干研究范式和主干框架基础。而建构主义正是在对已有研究范式进行辩证剖析、理性思辨后提出的崭新视角。作者清醒地意识到翻译学的学科性质和翻译活动的社会实践性，从理论上阐述了建构主义翻译学的框架性知识基础，为翻译学的致思方向指明了一条道路。 二．重申翻译学学科的性质，强调翻译学的共识性真理观。 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以对待人文社会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进行翻译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有其独特性，其“真理性”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真理性”，因此不应该完全以自然科学的“符合性真理观”审视人文社会科学。而长久以来，人们却总是习惯于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标准、真理观来判断和评价人文社会科学，导致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很多误区、困惑和迷茫等混乱状态。在翻译研究领域，这种混乱状态也深深地影响了学者们的致思方向，使得译者在翻译的历史上总是处于舌人、媒婆、译匠、带着镣铐的舞者的无可奈何状态。该书从共识性真理方面为我们揭示了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长久以来我们以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翻译研究，完全以“符合性真理观”评价译文的正确与否，试图找到那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译文，才会将译者一次又一次地抛置于尴尬境地。 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后，作者明确提出，建构主义翻译学在翻译标准上不仅要以“符合性真理观”考察译文知识方面的客观性，还要以“共识性真理观”考察译文“理解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