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研究讲述.docVIP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 ——以昆明呈贡柏枝营为例 导 论 选题背景 现实背景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比重大；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加上庞大的人口基数，每年失去土地转为市民的人口数量也是很大的。不断增加的失地人口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存发展中有很多现实问题值得研究。 1、失地农民：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特殊人口 城市化既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中的过程，也是城市数量和容量不断发展和扩张的过程。由于人口与城市的发展，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农业用地转为非农利用的问题。《谁来养活在中国人》一书中写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日本粮田向非农使用的转化率为52%，韩国为42%，台湾为35%”。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用地需求大量增加，可耕地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减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开始大规模兴办开发区，占用了大量的农业用地。 农业用地大量的被征调为非农用地，使得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被迫转为非农业人口，丧失了靠土地谋生的基本条件。以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到2030年完全失地和部分失地农民的数量或将突破1亿人，将有占现有农业劳动力一半的人口既失地又失业。按照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标准来看，我国将有6亿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失去来意生存的土地，必须转为城市居民。这样一个规模日益庞大的群体，是城市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对城市化的良性发展影响深刻。 失地农民生计不可持续：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辩证地看，因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农民被动地失去与土地这种获取生计的资源联系，失去土地这一重要而关键的生计资源，摆在面前的道路是两条：一条是生计方式转变，生计得以保持并持续好转。这样失去土地意味着获得了一次新的机会摆脱相对落后的农村生活环境，一次为契机迈向城市，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状态。另一条道路就是生计资源遭致破坏，生计难以维持并持续转坏的结果，其背后涉及的因素比较复杂，不能有效的转换生计方式，在城市中立足。农民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生活来源。调查显示，土地被征用后46%的失地农户年人均纯收入下降，特别是云南失地农户年人均纯收入总体下降26%。而失地农民的人均生活费开支却普遍增长了约30%。在收入减少、开支增加的情况下，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不容乐观。 农民失去了土地就等于失业，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把握城市就业机会上困难重重。农业部农村研究中心调查了58个村，1999—2000年这58个村，除在校学生外，共有被征地适龄劳动力1.4万人。几年来已经就业（包括临时性非正规就业）8771人，属于劳动年龄段、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愿望的失业人员有4783人，占了34.15%。调查显示，重庆市征地农转非人员的失业率为30.3%，是全市失业率的4.3倍；陕西省只有38%的失地农村劳动力找到了工作，宁夏失地农民有43%缺乏再就业机会。 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失地后大多数农民处于无保障或低保障状态。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他们游走于城市和乡村的边界，依靠少的可怜的征地补偿，艰难的生存着——境遇惨淡，生计随时有中断的风险。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正逐步成为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最弱势、最缺乏保障、最边缘化的群体，生活水平不仅没有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持续改善，反而进入显著恶化状态。失地农民以生计为核心的诸多现实问题成为城市化持续推进和保障社会良性运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综上所述，失地农民是城市化的产物，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但是，城市化是否必然产生失地农民问题呢？什么是造成失地农民问题特别是生计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怎么样才能让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生计持续发展呢？这是摆在决策者和学者面前的急需回答的重大问题，也是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理论背景 生计可持续的理论基础研究。“可持续性”的思想渊源已久，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保护正处于繁殖期的鸟兽鱼鳖的“永续利用”思想和封山育林定期开禁的规定。到了近代西方可持续思想逐渐发力，产生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品和主张，如卡逊的《寂静的春天》首先从自然环境的角度表达了对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担忧，之后又有《增长的极限》等不断推动着“自然”领域的可持续思想进步。从20世纪中期对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世界各国发展范式的反思开始，生计可持续逐渐进入理论界的讨论中心，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联合国举行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明确提出可持续生计的观念。 国外研究 （1）生计可持续的内涵研究 有关生计可持续的观念从开始就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关注有密切关系，“舒尔茨认为，小农生产者也可以成为自我生计维持和发展的积极力量，他们也乐意接受对自身有益的新技术成就，只是他们生计能力的提高需要政府发挥引导与促进作用，而不能完全依靠自发。”到了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