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影响.doc

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播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现代社会，人们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播活动的评价依然存在分歧。主流评价认为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播活动是一种文化侵略，而周老师在课上却提到他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这不禁让我产生了想深入思考、分析评价的想法。 在我看来，要想对传教士的行为做出正确评价，首先要弄清“文化侵略”这一概念。“侵略”是一个国家或种族有目的有计划的对它国的征服行为。文化侵略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有步骤、有计划地改变被占领国民风俗习惯文化传承。战争时期，一个国家强行改变另一个国家的教育方式，强制新一代学习入侵国语言文字，是文化侵略；和平时期，发达国家垄断发展中国家文化市场，并改变其国民的风俗习惯，阻碍其文化传承，这也是文化侵略。文化侵略的目的无非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利益，从销售文化产品中获取丰厚的利润；另一种是政治利益，推广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支撑本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18世纪以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都是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下进行的。传播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其传教方式可分为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两种：直接传教是传统的传教方式，即到民间宣讲教义、游说布道、散发宗教小册子、设立教堂、吸收教徒等；间接传教是采取创办报刊、翻译出版书籍、兴办学校、举办慈善事业等方式，其中创办报刊是传播迅速、影响较广的一种传教方式。鸦片战争前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传教士无法在中国内地立足，其创办报刊的活动也被限于南洋一带的华侨聚居区和广州、澳门等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所办报刊也大多是中文报刊，主要以华侨、普通平民为发行对象，，发行范围主要是在民间，目的是想通过华侨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内地。只有少数外文报刊才以侨居中国的外国商人、外交官及传教士为发行对象，目的是让这些来华外国人了解中国国情，例如《中国丛报》。 在此阶段，传教士的传教行为多为个人行为而非国家行为意识。他们以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教义为主要目的，创办报刊的宗旨也是为了更好的宣传基督教。此时的性质就如同古代时期僧人传播佛教的性质，属于宗教传播范围，并不涉及有预谋的国家征服侵略行为。因此我认为早期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播活动并不能定义为“文化侵略”。 　自1840 年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在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下，为了在华发展传媒事业，更好地制造对华奴化思想舆论，他们在中囯的办报活动由华南沿海逐渐扩展到华中、华东和华北。在19 世纪 40 到 90 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 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 95 %，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的西方列强之所以将发展在华传媒事业作为文化侵略的途径，是基于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的报纸”和“主要的杂志”，“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李提摩太：《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他们认为要毒化、奴化中国人民的思想，办医院、办学校、办教堂固然重要，但是收效仍嫌太慢。“我们还有一个办法，一个更迅速的办法，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玛·布朗宜：《没有更迅速的道路》）。因为，“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李提摩太：《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因此他们很重视书报出版工作，尤其重视报刊的出版工作。他们在办报上投入了很大的力量。1860 年外国教会和外籍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达到 32 家，比鸦片战争以前增加了一倍。190 年发展到 76 家，比1860 年又增加了一倍。这些报刊和同时期以教会名义编印出版的一千多种中文书籍，形成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毒化和奴化中国人民思想的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传教工具”，甚至是“侵略工具”。而传教士们有的也成为了列强的探子，利用特殊身份进行间谍活动，并强行推行基督教，与中国百姓发生冲突，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综上所述，传教士早期在中国的传播活动是积极的。他们在传扬宗教的同时，也为中国人带来了新的知识和信息，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促进了教育事业和报刊事业的发展，在客观上对长期处于封建文化禁锢下的中国民众来说，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后期传教士的宗教色彩趋渐淡薄，而政治、经济色彩则日渐深厚，殖民色彩也日益浓厚，沦为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帮凶，共同实行文化侵略。   以此观之，外报的影响有以下方面：   首先，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在欧美国家，近代报刊是由资产阶级创办的。而在中国，当这种新型的报刊样式出现的时候，资产阶级还没有产生。是这些报刊所负载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宣传内容，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觉醒，使之由单一的封建知识分子分化为封建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部分。后一部分人转而成为新兴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