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之后.docVIP

“娜拉出走”之后 　　在这个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异性恋者的未来都难以预测，同性恋者更是如此。而他们要承担更多，这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 　　任何一个人都有选择和同性恋爱、结婚的权利，尽管这一权利缺乏社会政策配套还不能完全兑现，但必须承认，在现在，这样的话语已然是一种“正确”。攻击同性恋或剥夺他们的权利，被认为是一种在道德上并不正当的行为。 　　于是，有一部分“同志”不再隐瞒，而选择了勇敢做自己，向父母和朋友“出柜”（Coming out，同性恋专用术语，指向他人公开自己的性倾向或性别认同的行为）。 　　然而，“娜拉出走”之后，又怎样呢？他们能接受现实生活的考验吗？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近年来，我结识了不少“同志”朋友，并一直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获得他们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我将借着自己对这一群体的观察，在本文中讲述一下他们的生活、工作、感情状况，“出柜”后，他们心理状态的变化，以及“同志”伴侣“出柜”对双方家庭的影响。 　　等 待 　　两年前，29岁的松哥毕业于北京某语言大学的同声传译专业硕士，随后在武汉某高校任全职口译教师，同时兼职于口译培训机构，偶尔也在市场上做口译。工作方面，松哥已能独当一面，除了没有买房，生活过得并不差。 　　研究生期间，松哥认识了比自己小3岁的学弟小宇，不久便确定了恋人关系。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两人的根本冲突才显露出来。松哥对小宇说，自己迟早要向父母“出柜”，只有这样，才能和自己爱的人光明正大相伴到老。相反，小宇认为如果父母知道自己的“同志”身份后一定会崩溃，况且自己还是家里的独生子。 　　在和家里的一次通话中，松哥的母亲提到自己单位同事的女儿，称她和松哥年龄相仿，单身，长得也挺漂亮，在银行工作，问松哥要不要认识一下。听到这样的话，松哥心里一紧，随即答道：“妈，我这辈子就没有结婚的打算。”松哥告诉我，母亲听到这句话后，沉默了几秒才吞吞吐吐地说：“那，那怎么行，这样，等你春节回来咱们再讨论这个话题！” 　　2014年春节，松哥在北京和小宇分别后，回到老家，可回家这件事，给他带来的不是一家人团聚的喜悦，而是“一股莫大的压力，几乎快令人窒息了。” 　　几个月后，毕业季到来，松哥去武汉工作前和小宇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在认识到是否“出柜”是两人的根本分歧后，他们决定和平分手，结束一年多的感情。此后一个月，松哥开始反思这段经历，把自己和小宇的过往记录成一本“个人回忆录”，打印出来后向父母寄了回去。松哥以这种方式，明确地向父母坦白，自己喜欢男人。 　　 　　不出所料，父母如同遭遇了晴天霹雳。松哥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到家中，陪伴了父母近一个月。期间，松哥利用网络资源帮助父母了解了同性恋的相关知识，慢慢地，父母开始了解，儿子并不是所谓的“变态”。虽然父母的心情和态度不免反复无常，但好在松哥一直陪在他们身边，耐心疏导他们，父母的情绪才大体上保持了稳定。 　　松哥说，“出柜”后的他“并没有感到很轻松，还要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但的确感到很踏实，做什么事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出柜”前，感觉做什么事都像在空中踩着云，飘着的;而现在，每一份努力都会踩在地上，一步一步朝未来迈进。” 　　现在，松哥正积极健身、阅读、旅游、交友，内心也慢慢变得强大起来。松哥不断提高自己，就是希望当未来的伴侣出现时，自己在经济上、心理上、父母接受等方面都已做好准备，迎接他的到来。只是，他有一个原则，即对方和他一样，已经对父母公开，可以许诺他一个看得到的未来。 　　遗 憾 　　琨哥是一个“哥哥型”的“同志”，生于1986年;前男友小旺是“弟弟型”，比他小三岁。三年前，他们分手，结束了五年的异地恋。 　　琨哥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小旺是云南人，两人8年前在“同志”交友网站上认识，相互了解几个月后，小旺来到北京和琨哥见面，确立了关系。那会儿，他们还在上大学，由于分隔两地，他们每年只有寒暑假才有几天真正相处的时间。在一起两年后，琨哥和小旺分别对父母出柜，春节期间还见了双方家长，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父母终究是接受了。 　　可是，尽管得到父母的认同，两人的感情依然面临着许多考验。长期异地，两人只能通过电话、短信交流（后来才出现微信）。大学毕业后，琨哥在北京做程序员，小旺也留在云南做销售。 　　琨哥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到晚上10点才回家，陪小旺聊天的时间逐渐减少;如此一来，琨哥难免偶尔因为加班漏接了小旺的电话，为此，小旺曾几度大发脾气。多数情况下，琨哥都习惯性地“哄”着小旺，渐渐地，小旺习以为常。可是，小旺未能及时接听琨哥电话时，从没表示过丝毫歉意。由于身处异地，交流不便导致两人之间矛盾潜滋暗长，他们开始不时冷战。 　　尽管如此，琨哥仍能够感受到小旺的付出。工作半年后，琨哥因程序出错被公司辞退，虽然很快找到了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