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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十万个为什么》 　　在中国大陆，“十万个为什么”类图书家喻户晓。1961 年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后，这种以一问一答的格式写成的书籍，逐渐成为了中国最普及的青少年科普读物。 　　“十万个为什么”作为问答体读物代名词的地位，受到过商标部门的承认。80 年代后，市面上出现各种“新版”、“少儿版”和“21 世纪版”，甚至英美国家的问答体科普读物，被引进中国市场时也要宣传为《十万个为什么》的“英文原版”，结果，少年儿童出版社在 2000 年申请注册“十万个为什么”的商标，却因为“十万个为什么”已成为常用的科普书名、且“直接表示了商品的内容特点”而遭到驳回。 　　问答式的文体有什么功能？为什么会以这种文体编写科普类作品？这样做是否合理？ 　　问答体的传播功能 　　《十万个为什么》的文体特征非常鲜明，提问者的身份、特征既不明确也不重要，而回答者则处于权威地位，对每个问题给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解释。 　　因此，虽然人类历史上早有以对话和问答形式为主的文体，如古希腊哲学著作中描写的苏格拉底反诘法和《论语》所反映的孔子“启发”式教学，但它们与《十万个为什么》都有较大的区别。 　　苏格拉底式反诘法的要领，是向谈话对象不断提问，并试图用对方的立论进行逻辑推衍，继而找出对方思想中的矛盾，从而能够继续发问来启发对方得出更为明确和严谨的结论。 　　《论语》中以问答形式写成的内容更强调解答者的权威属性，相对更接近《十万个为什么》。但是，“子曰”的并非普世真理，当不同的人提出相同的问题时，孔子往往彰显“因材施教”的原则，给出不尽相同的答案。这与《十万》脱离具体人物和情境、对每一个问题给出普世性的标准答案的做法有很大不同。 　　真正有《十万个为什么》色彩的“问答体”书面作品，是 16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基督教要理（Catechism），即用来教导学生学习基本教义和圣礼的纲要性文件。1529 年，马丁?路德发表《大要理》和《小要理》，前者是针对牧师、教师和成人信众的教学手册，后者则面向被他们教导的群众，用问答形式宣传教义。 　　事实上，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会在教授圣礼以及背诵信经、祷文的教学过程中，便采取了能高效灌输宗教意识形态和思维方法的问答形式，但要中世纪晚期才出现这样的教义手册，而且还没有完全采用问答体。 　　而有了简明适用的问答体，路德的《小要理》发表后便迅速流行起来，不仅成为基督新教教育的典范形式，且在路德宗等新教宗派中成为了教会公认并遵守的信条。 　　改革宗亦订制了体裁类似，信息量更大的纲领性文件，如 1563 年颁行、包含 129 个问题和解说的《海德堡要理》，以及 1647 年西敏会议后随《西敏信条》一同颁发的大、小两种要理。英语世界的新教宗派，如苏格兰长老会、美国福音派、浸信会等，多以这两种要理为信条，或参考它们来修订自己的信条。 　　东正教和天主教也出版过形形色色的问答式教理手册，以供教学使用。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包括 19 世纪的莫斯科都主教圣菲拉热编写的大要理，和天主教教皇庇护十世用意大利语写就的《基督教义要学》。不过，这些问答手册都未能像新教中的教义问答一样，取得核心位置。 　　在宗教劝奉和灌输中，这种问答文体的优势非常明显：面对“民智未开”的大众，它能够简单粗暴地传授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并限制他们思考的范围。 　　因此，近现代以来的政治家也偏爱“教义问答”的形式。在美国，许多人都尝试编写过这样的“意识形态问答”，以使学生能快速理解美国政体的特征，并形成国家认同。 　　较早有意识地用问答体来宣传爱国主义的中国政治人物，则是信奉基督教、曾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他出版的《不忘国仇问答》、《抗日游击战术问答》、《民众训练问答》、《建国问答》等著作，都采用了一问一答的形式，旨在让基层官兵和政治活动者能够借以动员士兵和群众，“易懂易记易温习”。 　　共产主义运动也差点使用问答的形式来编写运动纲领。1847 年，成立于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决定，要使用问答的形式拟定纲领文件。莫泽斯?赫斯起草包含 72 个问题和回答的《共产主义信条问答》后，恩格斯除予以猛烈批判外，还提交了他亲自撰写的、包含 22 个问题和回答的《共产主义原理》。在这张问答体之战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获得了撰写纲领的权力。 　　最后，因为纲领宣言“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问答体难以适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改用宣叙式的文体写成《共产党宣言》。 　　当然，对于现实中的宣传教育工作，问答体实在太过方便实用，无论如何都让共产主义运动难以割舍。直到今天，“意识形态问答”仍是基层党员和爱国群众政治学习的法宝。 　　然而，“意识形态问答”的强传播效果，在灌输危险思想时也有同样出色的表现。纳粹德国学校广泛流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