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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所了解的红军长征 　　一般认为，1935年10月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之后，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才有了解。但从笔者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从1934年10月开始的一年内，连同陈云的报告在内，至少有六种信息来源让共产国际了解到红军及其长征的情况。 　　一、1934年11月《真理报》的文章 　　1934年11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署名“Α?Γ?于上海”题为《争夺四川的斗争》的文章，系据《中国评论》周刊、《上海日报》《密勒氏评论报》等有关报道和评论，对活跃于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作了介绍。文章指出，四川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广阔的土地，而其老百姓经受着难以承担的剥削，经历了数不清的军阀混战，“被压迫得奄奄一息”。这是四川人民拥护红军的“强大的因素”。作者援引《密勒氏评论报》的文章称：两年前，一支数千人的红军队伍开入四川。随后不久，红军就对田颂尧将军统率的川军转入进攻，先后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城，在四川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田颂尧虽也收复了几座丢失的县城，但最后仍然被红军击溃，损失步枪1万支。一年不到红军兵力扩大到十倍。1933年9月，红军对杨森发起进攻；还攻击了刘文辉所部，占领了遂金、中议。四川军阀的失败“有力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使红军获得了许多装备，大大扩充了军队”。 　　作者转引了《中国评论》的文章称：“情势紧急，是应当重视四川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只是忙于对（付）其他省的红军，而将四川拱手相让，那时红军将对全国所有地区造成严重威胁。如果四川完全落入红军手中，再要将他们赶出去，将是非常困难的事。”红军一旦控制四川，“那时，任何经济封锁都不会成功。如果红军在那里扎下根来，队伍得到扩大，他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出川东下到邻近各省。”文章还肯定地说，“四川广大劳动群众同情红军，军阀统治无疑地帮助了红军影响的扩大和促使将军们的失败”。① 　　二、1935年1月贝克的信 　　1935年1月3日，在上海的赤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贝克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报告了中国红军的一些重要信息。贝克称，《上海信使晚邮报》上刊登的一则胡汉民声明，打破了国民党彻底消灭红军的叫嚣。闽南的连城失守，国民党军“损失了1万人”，而“我们的军队在向川东北大踏步地前进”，“红军拥有10万多士兵”。“在安徽有红军1万人，他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阻挠，受到了拥有10万多人口的各城乡委员会的热烈接待。南京的军队直到现在都未能找到这支军队。在湘北地区，贺龙和萧克的联军正在向东和向南展开进攻”，因此，“所有关于战斗、红军失败和抗击我军主力的战报皆纯属谎言，红军的主要损失，是偶然落人敌手的一些掉队的小股红军战士”。②“这些记者还报道了红军给居民留下的美好印象”，“他们不施暴、不抢劫，相反，对居民很友好，当然，他们没收了财主、反动官吏和地主的财产，并把他们处决了”。“白军军官一方面害怕我们的军队，而另一方面，又害怕打败仗或者自己的士兵逃跑，因为这些士兵在与我军作战情况下都领不到军饷。”贝克由此认为：“尽管缺少直接的消息，报刊上不停地刊登谎言，但还是可以一点一点地再现我们军队在所有方向上有步骤地向前推进的情景，特别是在四川。”③ 　　1935年1月22日，贝克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赤色工会国际总书记洛佐夫斯基的信中，报告了他从报刊报道中梳理出来的有关中央红军的情况：不久前各种报道还在讲红军过贵州是“惊慌逃窜的残余”，“被瓦解的逃兵”，“他们每天都被政府军包围，他们每天都损失数千名士兵，他们在挨饿和溃逃，在追兵面前惊恐万状”等，然而，现在贵州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由于未能阻止红军渡过乌江和放弃湄潭、遵义、桐梓及贵州其他重要城市不抵抗而被捕了，由于这位将军不经批准就放弃对该军的指挥权而匆匆跑到了重庆；贵州省政府主席兼省军总司令王家烈在向红军“进攻”的前夕出去巡察了，此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神秘地消失了”。前不久报纸说，“所有红军都被消灭了”，现在报纸又说，“在江西西南部出现了由项英指挥的2万红军”。而西方的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则“描写了笼罩着统治阶级阶层的惊慌失措的情绪，讲述了他们怎样变卖贵重物品，聚敛白银，收拾细软，急急忙忙地准备逃避不可战胜的红军”。这位记者“几乎用同情的，至少是客观的笔调叙述了我们的胜利和群众的同情态度”。④ 　　三、1935年2月至3月施特恩的通报 　　1935年2月11日，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主任助理的施特恩（1932-1934年间任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起草了一份关于中国军事形势的通报材料，分“江西红军兵团的西行路线”“江西兵团的新根据地形成过程中”“关于中国西部力量对比的主要材料：作战方向，红军近期的作战任务”“中国白军总的部署及其对四川红军当前决战进程的影响”“补充”5个部分，介绍了他对红军长征的了解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