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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编制后医院什么样 　　杨铭是北京一家部属三级医院的医生，最近他看到新闻说，官方正研究制定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部分城市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开展编制管理改革等工作。这条消息在网上传得很热，杨铭在微博上立即转发了这条消息，并评论说，“医务人员的所谓事业单位编制和职称评审早该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了！” 　　对于上述消息的反应，杨铭算是医生中的“另类”。因为他虽然是一家公立医院的病理科主任，但却是编制外人员。在公立医疗系统，像杨铭这样的资深医疗技术人员却不在编制内的情况非常少见。之所以成为“特例”，是因为他2009年赶上部队鼓励军龄满20年的干部自主择业，他从部队医院转到这家地方医院时，为了能拿到退役金补贴并保留军人身份，他放弃了人人向往的北京市事业单位编制，与医院签订了劳动合同。 　　就这样，专业技术水平高的“合同工”杨铭，却管理着整个病理科，9名医生中既有编制内的，也有合同制的，“编制”成了这个团队中的一条无形的界线，也是杨铭在科室管理工作中最感到头疼的事。 “编制”那些事儿 　　人社部最近对高校和公立医院取消编制的说法，再一次让“有人爱，也有人恨”的编制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事业单位编制，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事管理制度可以一直追溯到建国之初的上世纪50年代。 　　“通过财政拨款来供养许多公共机构的运营，就要确立一个拨款标准，所以当时就确定了编制――按照人头来计算拨款额。”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事业编制的产生和发展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事业编制和时代的变化产生了错位。“后来很自然地演变成编制落在了人头上，使得有编制的事业单位职工可以享受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养老、医疗制度。因此，有编制就有了铁饭碗。”工作稳定、永远不会失业，有事业编制的单位成了很多人心中向往的地方。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以及医院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探索，使得公立医院进入规模扩张阶段，扩张体现在床位和医生数量的明显变化上。编制对发展的制约在医疗行业也逐渐体现出来。“一家医院，上世纪80年代初可能只有二三百名医生，三四百张床位，而现在，同样的医院都有了两三千名医生，三千多张床位。”朱恒鹏举例说，编制数量的调整，跟不上医院对医生、护士的需求，这就产生了医院的编制外人员，以缓解用工不足的问题。 　　但这种情况下，编制内外同工不同酬的问题成为同一家医院内部的突出矛盾。在杨铭所在的医院里，合同制医生基本工资为900元，而同级别的有编制的医生基本工资可达3000多元。不仅是基本工资，奖金的发放也会因为编制内外而有所差别，编制外人员的奖金一般只有编制内人员的70%，这已经形成了医院内部多年的传统。杨铭曾试图通过调整奖金分配方式来改善科室的工作状况，但是却遭到在编医生的反对，一位医生甚至还找到院长控诉奖金太少――编制内医生就有从院领导那里搬救兵的“底气”。 　　编制内外的福利更是天差地别，其中，事业编制曾经最令人诟病的就是养老金双轨制：编制内职工不用缴纳养老金，在退休以后却能领到退休金，而且比交了养老金的合同制职工更高。“同样是退休的科主任，一个从公立医院退休的主任的退休金，比一个民营医院的退休主任高出三分之一，甚至有的能高出一倍。” 　　养老金分配的不公平也体现在编制体系内部的不同级别上。朱恒鹏在广东调研时发现，同样是主任医师，广东省县区级医院的人月退休金有5000元左右，而市级三甲医院的退休主任医师退休金可拿到7000元。如果是省政府的离退休人员，每月能拿到1万元以上的退休金。 　　依附在事业编制上的工资福利以及养老金特权，吸引着各个专业的求职者挤破头想进入到有编制的单位。 　　杨铭向《中国新闻周刊》提起他的一位实习生的归宿时，言语中透出遗憾和无奈，“为了编制，人才都浪费了。”这位病理学方向的医学实习生业务能力很强，但是仅有本科学历，加上没有社会关系，他无法进入到北京的三级大医院，最后，只好选择去了北京市的一家社区卫生院，做的是和专业不对口的工作。他做这个选择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社区医院能够给他一个编制。 　　编制带来的结果是，公立医疗服务系统激励和约束制度缺失，体制僵硬。然而，差额拨款和公立医院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让医生在享受编制内各种福利的同时，照样在市场对医疗服务需求强烈的前提下，行走在各种灰色地带来为个人牟利。因而，取消事业编制，让医疗人员通过自由、合法的途径提供医疗服务而赚钱，就成了当前解决问题的开端。 为何是医院？ 　　作为一项人事管理政策，当取消事业编制拿医院“开刀”的时候，人们很自然会联想到它是否与医疗体制改革有联系。 　　而朱恒鹏认为，“取消编制的意义远不是为了医改，而是为了全局性地解放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