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大武汉.doc

从开放视角看“复兴大武汉” 最近，湖北省提出建设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 一般来说，“大武汉”是指自19世纪末张之洞督鄂以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日寇侵略而打断的一段历史，是近现代武汉风华正茂的年代。“复兴大武汉”，给人非常宽广的联想空间，从而为武汉未来发展提出了全新的视角。 一、“大武汉”“大”在哪里？ “大武汉”之称谓，出于百年前，当其时也，武汉三镇的建成区非常有限，如当时汉口的五国租界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为什么一个面积并不大的城市被人称为“大武汉”，而之后当架起了长江大桥，开辟了解放大道、建设大道和发展大道，修通了三环路，厂房林立高楼摩天之后反而被人讥为“大县城”呢？说明“大武汉”之“大”非物质空间之大，而在于经济文化信息等全方位的先进性。所谓“大”者，说到底是讲武汉开放的器局、开放的自信，和由此带来创新的广度、对腹地辐射带动的巨大功效。 1、对外开放的广阔胸襟： “大武汉”的崛起既是西方文明挑战的结果，更是中华文明应战的结果。是中华民族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的典型地带。 自1861年开埠起，汉口出现了英租界，甲午战争之后形成了五国租界局面。西风东渐，中华文明在汉口遭遇了全方位的挑战：20多个国家商人在汉口经商，15个国家在汉设立领事馆，两千多各国侨民在汉定居，西方的工商交通、教育医疗、新闻出版、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现代市政、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这些来自异域的先进文明与多样文化仿佛一夜之间自天而降，形成了对古老华中大地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 对待这一挑战，张之洞的应战方式一是竞争，二是学习。当英法商人染指华界水电事业，张婉言谢绝，为永保利权他不惜重金赎回比国租界。但这都不妨碍他主动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的热情。他在督鄂不足二十年时间内，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延聘西方管理高手技术高人，兴工商、办学校、倡游学、改市制，把一个内陆地方一举建成“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东方芝加哥”。 如果说汉口开埠是被动开放，那么张之洞督鄂之后的武昌、汉阳便是主动开放了。已有学者指出，武汉的真正崛起并非始于汉口开埠，恰恰始于张之洞督鄂。在武昌，由于张之洞的主动开放政策，文化医疗卫生教育新闻出版的开放达到了很高水准，在这个中国地方政府掌管的“华界”里，座落着美国、瑞典、英国、意大利四个国家侨民的聚居区，其中学校教堂医院孤儿园一应俱全，成为风格各异的国际化社区。在汉阳，建起了全亚洲最大规模最为先进的工业区。所以，如果汉口是西风东渐的挑战地，则武昌是中华文明应战的指挥所。 “大武汉”证明了开放是近代中国的国运所系，所以，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在武汉各界呼吁下收回汉口英租界，外交总长陈友仁都表示：收回租界之后，改为自开商埠。也就是说英租界在回到中国掌控之后将继续走开放之路。 “大武汉”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应战能力：凡世界上先进的东西，中华民族都可以学习、掌握和拥有。那种认为中国人没文化、素质低，不能引进西方先进的文明如政治制度一类判断，在“大武汉”的实践中证明不过是浮浅的种族歧视。 2、城市文明的系统创新 “大武汉”“大”在城市文明，城市文明的核心是地方自治。据武汉史家记载：“清季武汉地方自治以商业中心汉口最为典型。从1909年2 月汉口地区成立演说自治戒烟会起，短短2年间，汉口地区各地段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民间自治会，如汉口公益救患会、四官殿至堤口商防保安会、永宁救火社、清真自治公益会、邻济保安会、仁寿宫四段保安会、花布街商防义成社、小董家巷筹办地方自治会等。到1911年，此类组织发展到30多个，并在其基础上成立了汉口各团联合会”。 武汉在百年前开放大潮中处于五口通商之后的第二波，比较同期开放的天津，各方面起步都显得滞后。但自从张之洞督鄂之后武汉发展迅速。不仅工商业，而且在文化教育社会事业均表现出创建迟发展快的特点。1902年，武汉开始开办武昌警察总局，建立近代城市管理制度，选派人员赴日学习警政。 城市文明的影响有多么深远，一场军事起义是试金石。同是清末的新军，湖北新军催生了共和国，南下镇压的北洋军则是袁家军队。武昌起义，士兵们拥戴黎元洪做首领，而不是做陈胜吴广，他们不愿“别人说我们兵变闹事”。武昌城市内没有出现乱兵游勇打砸抢。湖北军政府在首义次日成立，第一个布告就是宣告废除大清专制帝国，“建立中华民国”，紧接着便颁行一系列整顿财政、改革司法、改革陋习的法令。相较北洋军队在“迎袁公使”到达北京入住万国饭店之夜开枪哗变，其表现直如天壤。说明在一次偶然的枪声背后，是“大武汉”在20世纪初年整体的城市文明水准，武昌起义决不仅是一次孤立的武装事件，她昭示着武汉代表着当时中华文明最先进的水准，引领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难怪孙中山之后视察武汉，看到了张之洞在经济文化教育公共治理等方面所做的全方位现代化建设，已将武汉建设成为一个全方位走向现代文明的大都会，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