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世界的莎士比亚.docVIP

英国与世界的莎士比亚 描绘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场景的油画作品（迪奥多?夏塞希奥绘，1854） 英语，疆界 　　在有关莎士比亚的浩瀚书籍中（400年来“莎学”研究从未中断），有一个与“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相似，定论并非关键，却难以回避的争论话题：莎士比亚是谁？茫茫书海，看到翁贝托?埃柯在《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中，有一篇《莎士比亚成为莎士比亚纯属偶然》的文章。在他罗列的驳杂书单里，全是诸如《莎士比亚是培根吗？》、《培根是莎士比亚吗？》、《莎士比亚就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与培根的平行研究》之类的书。关于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否是同时代的弗朗西斯?培根所写（或者培根的著作是否是莎士比亚所写），以及莎士比亚和培根是不是一个人的话题，眼花缭乱地争论了整个19世纪。以至于当我看到书单中一本1890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去死吧（还有培根）！》的书时，不禁忍俊。 　　会有这样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源于有历史记载的莎士比亚，出身于斯特拉福小镇，只在一所乡村文法学校接受过简单的古典文学教育。这个背景和学历，实难与他在30多部剧本中所显示的学识相符。培根则是博学又深邃的大学者，与莎剧里体现出的非凡学识、谙熟法律、精通科学、在欧洲广泛游历、在各国宫廷见过大场面的形象，倒很符合。持这种观点的“培根学派”有诸多依据，都像悬疑小说里破译密码一般。比如莎剧《爱的徒劳》第五幕第一场出现的“honorificalilituditatibus”这个词，就被破译为“这些剧本，即F.培根的产物，是为世界保留的”这层意思。当然，除了认为莎士比亚是培根之外，人选还很多。比如，牛津伯爵、伊丽莎白一世本人，或者与莎翁同时代的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都不是没有可能。这些争论者的共识倒是有一点：仅凭一所小镇的免费文法学校，是不太可能造就文豪的。 　　但这些观念，到了20世纪就不再显得重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就认为，高深的艺术为什么必须得有高深的学识？简直是无稽之谈。“任何一个农民都可以自学写作，并且可以写得很出色。任何一个农民作家只要阅读适当的书籍，随时细心体察周围的事物，就可以给人以博学多才的假象。”虽然像耶鲁大学的地标式人物哈罗德?布鲁姆这样的文学批评家，认为莎士比亚的艺术源头根本上属于贵族的文化意识，但对天赋超群、极具创造力的职业作家来说，他本质上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力去创造君王、朝臣、商人或学者，而并不一定本人就是这些人。不过，莎士比亚并没有上过大学，因此“不谙拉丁，更疏希腊”到今天也并没有什么异议。他还活着的时候，在伦敦剧界咄咄逼人的锋芒，早就引得一些学院派才子批评他“用别人的羽毛装扮了自己”，是个“暴发户”。他“于才于艺，多有所缺”，而且颜值堪忧，有张“布丁胖脸”。这就让我们更想看一看，莎士比亚的剧作和十四行诗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如何脱颖而出的了。 　　1564年，莎士比亚出生时，英语还未成为欧洲的重要语言，更遑论实际上的世界通用语。欧洲外交场合不用它，海外学者认为学习它毫无意义，土生土长的古典学者在表达比较深刻的思想时，也是用拉丁文，而不是英语。那时英国已经有了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乔叟，他用英语写了一本《坎特伯雷故事集》。乔叟说，英语的前途有赖于它的方言，即在宫廷和大学中说的东中部方言，那是政府和上流社会使用的语言。在乔叟写作的时代，“东中部的方言”确实正酝酿着剧烈的变革。不过，这种方言并不美妙，有点古怪，诗句似乎不合格律，也缺乏大都会的提炼和不断自我丰富的内在活力。 　　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镇上文法学校时，那时的小学并没有许多书。学会英文字母就可以缀字成文，无须学拼音规则，也不用管symmetry和cemetery、harass和embarrass等发音相近的词拼写的不同。当时的英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印象拼写的。报社编辑们排版时传统的做法，是增加虚字母以填补或“调整”每行的字间空隙（如把then写成thenne，wit写成witte，把only写成ondelyche，使其各行对齐）。这些拼法，要等到1755年萨缪尔?约翰逊博士的《英语大辞典》出来，才会规范化。那个时候，写出“To learne too wrytte doune Ingglisshe wourdes in Chaxpers daie was note difficulte”这样一个句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说话也不规范。莎剧《温莎的风流娘们儿》有个埃文斯师傅，是威尔士人，他把有些浊辅音发成清辅音，比如，识破福斯塔夫男扮女装，是因为发现他脸上的“福须”，还经常闹些乡野笑话，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人说话的真实状况。 　　镇上文法学校的唯一宗旨，就是学习拉丁文法。伊丽莎白时代的人视罗马帝国为德政的楷模，古罗马人比起英国人，处于更高的文明水平。尚还粗糙的英语缺乏拉丁文那种凝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