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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仍在等待良机 　　2016年4月20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北京举行了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19次会晤。这是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以来，中印两国举行的第二次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 　　边界问题虽然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但却深深影响着两国关系的氛围。目前，在中国的14个接壤国家当中，只剩下印度、不丹两国尚未与中国划定陆地边界，而中国―不丹边界划定工作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印度因素。前国务委员戴秉国近日出版的《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一书披露了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的由来和发展，以及目前僵局之所在。 　　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时，在欢迎晚宴上向中国领导人提议设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对话机制，以便双方都能从陈旧的、技术性的边界问题谈判框架中解脱出来，推动政治决断，尤其是印方可以借此摆脱官僚机构的阻力。当时，瓦杰帕伊总理和印方特别代表米什拉都有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意愿，也曾为此做出一些务实决策。然而随后，瓦杰帕伊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2004年大选中败北，接任的国大党由于历史包袱和多党联盟等方面的原因，缺乏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紧迫意识和政治动力。尽管如此，中印双方仍于2005年达成了《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确立了“三步走”的路线图，即：先确定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再确立落实指导原则的框架，最后在地面上划界立桩。 　　此后，印方对“政治指导原则”的解读与中方产生较大差距，特别代表会晤逐步演变成了常规性的年度高层磋商，议题不局限于解决边界问题，也重点谈边界地区和平与安宁，甚至涉及地区与全球问题。双方2012年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2013年达成《中印边防协定》，都是着眼于维护边境和平与安宁的。 　　这一切表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难度比常人估计得还要高。从1960年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亲赴印度会谈，随后启动三轮工作小组会晤，到1981至1987年举行八轮副外长级会谈，再到1989至2005年间举行15轮副部长级工作小组会谈，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谈判进程已使双方对于对方的底线和诸多技术性考量都掌握得比较清楚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政治决断，而印度在此方面还有很长路要走。 　　目前为止，梳理中印双方处理边界争议的基本思路，两国仍是存在基本共识的。这些共识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加以维护、拓展，而中印两个大国如能心平气和、互谅互让地解决边界问题，将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佳话。 　　首先，中印边界问题是一个大的“讨价还价”过程，双方不大可能依循“早期收获”或分段解决的路径，最终可能不得不寻找“一揽子”方案。 　　其次，“政治”解决的思路并不意味着放弃历史的因素。还要考虑彼此的战略和合理的利益以及相互同等安全，要考虑双方的历史证据、民族感情、实际困难、合理关切与敏感因素，以及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等，不能片面强调“坚持历史传统”或“遵循国际法”的思路。 　　第三，双方都同意坚持“三步走”路线图，在已有成果和共识基础上，继续推进框架谈判进程，争取早日找到一个公平合理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这在2015年5月莫迪总理访华时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有具体体现。 　　第四，坚持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是不言自明的，双方都不愿重演上世纪60年代兵戎相见的悲剧。 　　第五，中印关系整体发展与边界问题解决相“脱钩”。这一点是中印关系新模式中最突出的部分。1988年拉吉夫?甘地总理访华时，双方就明确了将边界问题与发展两国关系相脱钩的思路。2015年莫迪总理访华时，双方强调“愿以积极态度解决突出分歧，包括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上述分歧不应阻碍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2005年达成的《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第一条就规定，边界问题的分歧不应影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