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北大红楼 倾听历史回声.docVIP

走进北大红楼 倾听历史回声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的北大红楼，再一次成为人们游览参观的热点。与周边建筑相比，她没有故宫博物院的宏伟壮丽，也没有景山公园的树木葱郁。然而，她却承载着近代中国步入科学、民主的历史，留下了中国共产党人探寻救亡图存真理的不朽足迹。 　　北大红楼与新文化运动的结缘 　　1918年9月，一座新楼在沙滩汉花园拔地而起，这座颇具民国特色的五层建筑，因外观砖瓦呈红色，人们习惯称之为“红楼”。当白话文运动在社会上成为一种时尚，红楼的称呼不避俗字，显得清新自然。红楼当时称为北京大学第一院，是校总部和文科所在地。红楼竣工时，陈独秀已在文科学长任上一年零8个月了。当年，蔡元培校长知人善任，聘请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来北大任职，辅助他对保留着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大进行改革，并建议其把《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实现了“一校一刊”的结合。执教北大的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聚集，形成了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到迅猛发展。 　　最先进驻红楼的，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从这年1月份开始任职的李大钊，领导了图书馆的搬迁工作。他的图书馆主任室设在红楼一层的东南角，而一层就是他工作的职权范围，设有14个书库，以及阅览室、登录室、编目室、藏报室等。 　　陈独秀、蔡元培陆续迁到红楼办公，他们的办公室分设在二楼楼梯口的东西两侧。北大校长、文科学长的联手，犹如一驾马车的两个轮子，推动着北大红楼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轨迹慢慢前行。而乘坐在车上的，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沈尹默、高一涵等，也有封建保守但却博学多才的学者刘师培、黄季刚、辜鸿铭、梁漱溟、林纾等。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很好地体现出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办校思想。走进红楼，隐约可以听到历史的回声，那是新旧两派势力的争论，此时的北大学术民主风气空前浓厚。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受到来自旧派势力的攻击。1918年底，新文化运动以及刚刚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遭到了社会上封建势力的同声责难，他们把目标集中到《新青年》编辑同仁和陈独秀身上。为此，陈独秀代表《新青年》编辑部写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坚定有力地回答：“西洋人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答辩书》发表后，封建保守势力坐不住了。早在1917年初就写文章反对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主张的林纾，这时又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他的小说《荆生》《妖梦》，影射攻击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陈独秀、钱玄同、胡适、蔡元培。以刘师培、黄季刚为首的《国故》月刊社，也与林纾遥相呼应，指责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数典忘祖” “乱国坏俗”。 　　面对守旧势力的一次次非难，李大钊拍案而起，立刻做出反击，他写了《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对林纾等妄图借军阀之手，以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的阴谋做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他厉声正告守旧势力的代表们：“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悟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最后，他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鼓舞新派和革命青年进行斗争。他说：十月革命的“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我很盼望我们中国真正的新思想家或旧思想家，对于这种事实，都有一种觉悟”。 　　李大钊早年就是《新青年》初创时的重要作者，如今，他与陈独秀同以红楼为阵地，对抗守旧势力，共同发出民主、科学的呼声。 　　惟有直接行动，志在改造社会 　　李大钊期盼的“觉悟”，伴随五四运动的到来，很快变成实际的爱国行动。它果真成为“一决不可复遏”的潮流，实现着几代中国人改造社会的梦想。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成员合影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1918年之后，新文化运动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从原来宣传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发展到宣传无产阶级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变化，又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为代表，以北大红楼为基地，逐步推动开展起来。 　　李大钊是中国赞扬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有意识地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喜爱阅读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介绍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从1918年秋天起，李大钊就以北大红楼图书馆为阵地，组织和领导北大进步学生，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有个“饱无堂”的雅号，意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实际是说在这个地方无师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