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共5289字).docVIP

农业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共5289字) 一、高度认识农业科技和人才的作用 张之洞对农业科技、农业人才与农业发展的关系有深刻认识。晚清时期，中国仍是封建的农业国家，农业仍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因此，中国要自强，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张之洞指出：中国向来以农立国，“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２］（Ｐ１５６），中国具有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３］（Ｐ９３９）而“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３］（Ｐ９３９），原因是“农学不讲之故也”［３］（Ｐ９３９）。由于不讲求农学，致使中国缺乏专门的农业科技和人才，农民的整体素质低下，当欧美和日本等国运用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大力发展近代农业之时，中国农业则仍停滞在传统的经验农业上，“大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父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３］（Ｐ９３９）。因此，张之洞感慨：“愚民百万，谓之无民。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３］（Ｐ９２８）他对讲农学、育人才等的关系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指出“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３］（Ｐ９３９），而“兴农学”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亟应创设农务工艺各学堂，采用西法，实力讲求，以开风气”［３］（Ｐ９２８）。从而把农业科学、农业教育、农业人才与“修农政”有机地结合起来，明确了农业科技、教育与农业的关系。张之洞多次提到“农政”，虽没能找到其确切的含义，但从他多次谈及农政的内容分析，其“农政”应是一个涉及农业各方面的广义概念，既包括农业管理的制度、政策和机构，又包含了农业科学、教育和技术，与《农政全书》中的农政近似。 二、力倡农学教育，亲创农务学堂培养农业人才 张之洞极力倡导发展农学教育、培养农业人才，并亲创农务学堂，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创始人之一。１８８９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奏准于广东水陆师学堂内添设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五学堂，各招学生３０名，并致电出使英国大臣刘端棻，分别延请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洋教习各一员，来粤教授［４］（Ｐ４）。其中植物学教师为葛路模（Ｐｅｒｃｙ　Ｇｒｏｏｍ）。这或许是近代中国除教会学校外，在其他学校首次招收植物学类的学生，开中国植物学教育的先河。张之洞所理解的植物学，实际上是作物栽培学。张之洞在１８８９年１０月上奏清廷的奏折中说：“植物一学，析其物质类性质，辨其水土宜忌，勒为成书。天时之穷济以人力，人力之穷辅以机器，于是国无弃地，地无遗力。”他在奏折中接着说：“农桑为生民之本，方今生齿日多，灾珍时有，岂可不巫为经营，此植物之学宜讲也。”［５］（Ｐ７３３）很明显张之洞在水陆师学堂中附设植物学一科，目的在于改进我国农业生产。由此看来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末的张之洞已有兴办农业教育的想法。张之洞的农业教育思想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代表了当时一批农业教育启蒙者如罗振玉、谭嗣同、梁启超、刘坤一、张謇等的农业教育思想，但他作为近代农业教育的典型代表，不但提出了很多农业教育见解，推动了包括农业教育在内的近代教育制度的制定，而且还亲自创建了最早的农务学堂。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期间，南京、上海已成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使他得以更广泛地接触西方文化，从而认识到欧美各国的富强在于教育事业之先进与发达。 １８９５年他在一份奏折上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在于兵，而不知外洋各国之强在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自学校，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６］（Ｐ６４８）他认为中国亟应效西洋，大力发展“专门之学”。他还划分“专门之学”为四大类，即交涉、农政、工艺、商务。这表明，张之洞对于“西学”优点的肯定与应用方面，已超过当时的洋务派。他重视引进西方农业科学和培养掌握西方农学的人才。１８９６年，他得知国际农学会议在德国柏林召开，即电告驻德大使许景澄，请其搜集有关农业的资料和选购适宜我国的农书寄回湖北翻译；他要求农务局将所译农书中关于新式耕作方法、新式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优良农作物品种等内容挑选出来，编订成册，在全省推广；从美、日聘请了农学教习１５人来湖北传授农业知识，帮助中国培养农业人才；他还派遣学生去欧美和日本学习农业，以归国推广，并设立奖励政策。“学生有愿赴日本农务学堂学习，学成获有凭照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官职。赴欧洲农务学堂者，路远日久，给奖较优。暗资斧者，又加优焉。令其充各省农务局办事人员”［７］（Ｐ３１－３３）。１８９８年张之洞曾上奏《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提出“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２］（Ｐ１５６）。中国农业落后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新技术和农学人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