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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公共管理特征思考(共8349字) 1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改革呈现多元化和分散化，无主导范式 21世纪的公共管理改革进入了后新公共管理时代，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是没有范式的，理论多样化多元化的繁盛时期。后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些要素包括：治理、协作、整体、网络化、多元、开放、伙伴关系、参与、协商、集体偏好、透明、绩效、信任、期望、满意和结果等。狭义上的后新公共管理仅是指整体性政府（Whole-of-Government，Joined-upGovernment），本文使用的后新公共管理是一个复合式的概念，不仅包含了整体政府，还包括协作治理（CollaborativeGovernance）、新公共治理（NewPublicGovernance，简称NPG）、数字时代治理（DigitalEraGovernance）、元治理（Meta-governance）、新韦伯主义国家（Neo-WeberianState，缩写成NWS）、公共价值（PublicValue）、新公共服务（NewPublicService）等。在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新公共管理（NPM）从一个主导范式变成了一种普通的模式，无范式的多元理论模式竞争共存的局面形成。在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没有主导范式，正如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主席鲍科特所言“在1990年代后期至2010年期间没有形成主导型模式，一些主要的概念包括：治理、网络化、全球化、伙伴关系、整体、透明、信任等。”［1］（P11）后新公共管理“在时间段上界定为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没有一种理论能够真正取代新公共管理，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取百家之长，兼并其它而形成新的范式。”［2］（P69）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阶段似乎都处于转型时期，新韦伯主义国家、善治、新公共治理、发展型国家等新式改革在全球不同的地区出现。在21世纪，NPM不再是单一的主导范式，无范式的多元理论模式竞争共存的局面形成。 2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出现了三重局面和十五种变化 后新公共管理时代呈现出三大现状：首先，一些国家仍在推进新公共管理改革，新公共管理不同程度地和部分地被许多政府接受，而且NPM的主要工具仍在被公共部门广泛使用；其次，率先进行新公共管理的国家进行了加强协作和整合的整体政府改革；再次，同时出现了自称替代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四大模式：新公共治理、数字时代治理、公共价值管理和新韦伯主义国家。以上三种现状构成了后新公共管理改革时代的三重局面。“到了1990年代后期，NPM改革遭受的批判不断增多，即使是在最先进行NPM改革的国家。其实这些现象绝不是意味着NPM突然停止了，在不少国家NPM改革还在不断推进。”“即使是那里有一种新模式被采用了，新模式简单地取代旧模式也是不可能的。”［3］（P11）在公共管理改革的实际过程中，往往是旧的模式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存在一些不足，新生的理论不断壮大，这些新旧模式的改革交织在一起。在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新公共管理与其他形式结合而产生了一些综合性的模式。NPM从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向非英语母语国家扩展，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NPM改革。一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已经终止了，但是更多的学者认同NPM虽然度过了黄金时期，但是许多NPM的工具都仍在被政府部门使用，比如，绩效管理，战略管理，民营化和签约外包，竞争，对审计、监控和结果的重视（NPM更重视短期结果，后NPM更强调中长期期望的结果），注重结果、灵活性和激励因素的人事制度，推行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分权化和专业化等。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公共部门最突出的现象是破碎。破碎的公共政策和服务导致了人们对于公共结果的不满，为了实现整体性的和有价值的结果就需要跨部门的协作，因此率先进行新公共管理的国家就需要加强以协作和整合的整体政府改革。［4］ 整体政府在水平方向上强调跨部门合作，在纵向上则强调控制和中央集权，以解决NPM改革导致的部门碎片化、政治控制弱化和组织增殖现象。ChristensenandL?greid认为以整体政府为特征的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已经取代了新公共管理。［5］“NPM改革带来的不断增长的水平的和垂直的专业化导致了公共组织的增殖和破碎。导致了中央政治和行政控制、协作和能力的许多问题。结构性分权破坏控制，同时水平方向的碎片破坏协作，导致了高层能力的许多问题。”［6］整体政府既强调公共部门间跨部门的合作又强调政治控制，通过纵向的权力整合实现权力向中央政府集中。整体政府要实现的结构性变革主要包括：“对改革过程更多控制，目标在于垂直整合和层级控制；强化对下级单位的控制；增加中央政治和行政的资源和能力。更加关注其他的改革和监督措施，例如绩效审计、管制和控制。”［7］（P15）Dunleavy宣传NPM已经死亡，他认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