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图画与写实绘图的起兴起.doc

医学图画与写实绘图的兴起 人体解剖学与西方医学图画的传入 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初与宗教活动密不可分。作为“西学”的早期传播者，来华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艾儒略（Giulios Aleni）、罗雅谷（GiacomoRho）、德国出生的瑞士耶稣会教士邓玉函（Johann Terrentius）诸人依凭包括医学在内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开展传教活动。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医学中，人体解剖学引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注意和反响，通过人体解剖学书籍的译撰和刊行，写实的西方人体解剖图画呈现在中国民众眼前。明天启二年（1622年），邓玉函以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教授包因（Carspard Banhin）的解剖学著作为底本，在中国官员李之藻和他的家人帮助下完成了介绍西方解剖学的译稿。崇祯七年（1634年），中国官员毕拱辰在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的北京住处得到了这部译稿，整理加工后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以《泰西人身说概》书名刊行。罗雅谷、龙华民、邓玉函还以法国外科医生帕雷（Ambroise Paré）的解剖学著作为底本，合作译撰了《人身图说》一书，作为《泰西人身说概》的补充。《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吸收了后世称为“现代解剖学之父”的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和他之后的西方人体解剖学研究成果，基本反映出了当时西方人体解剖学发展的面貌，是传入中国最早且较完备的西方人体解剖学著作。［1］（图1）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论述文艺复兴时代的特征时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2］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往往集自然科学家、人文科学家、工程技术和艺术家为一身，他们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后世难以企及的成就。比利时医生维萨留斯是一位医学专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所著《人体构造》一书奠定了现代解剖学的基础，书中插图大部分由他亲自绘制，这些医学图画具体、细致、生动，被人称为“活的解剖学”,亦具有绘画的价值。文艺复兴时代解剖学的发展直接影响了西方绘画的发展。《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在传播西方先进解剖学知识的同时，写实的人体插图引起中国人的注意。西方文艺复兴冲破了神学枷锁的束缚，具有人文精神的新一代人对医学、解剖学研究的热心程度，远远超越了他们的前辈。通过解剖学研究，对人体获得了非神学的全新理解，人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开展。有西方学者认为，1543年哥白尼（NicholasCopernicus）《天体运行论》和维萨留斯《人体构造》出版，宣告中世纪的终结。西方文艺复兴人体解剖学著作传入中国，西方写实图画依附医学著作传入中国，有着人体和人的研究的划时代意义，东方既白，新时代的曙光照射到了古老的中国。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至清康熙朝最为频繁，康熙帝热衷学习西方，康熙时中西文化艺术交流极盛。众多西方传教士进入清宫供职，他们在开展艺术活动、科学技术活动的同时开展医学活动。西方传教士除为康熙帝诊视疾病、制造药物以外，还在宫中传授西方医学知识。西方传教士奉命为朝廷官员治病疗伤，亦有传教士在民间开设诊所，为平民治疗疾病，分发药品。康熙帝对西方自然科学、医学和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传教士将饮用葡萄酒作为治疗康熙帝疾病的辅助手段，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后，饮用葡萄酒成为康熙帝之嗜好。他不断指示各地进献葡萄酒,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众多的西洋物品中他仍对葡萄酒格外垂青，朱批奏折：“嗣后倘得西洋葡萄酒、绘画颜料送来，其余俱停。”［3］作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此时的中国与法国交往密切。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张诚（Jean-FrancoisGerbillon）、白晋（JoachimBouvet）因治愈康熙帝疾患，频频获得褒奖和信任。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命张诚、白晋编译介绍西方解剖学的文章。此前英国医学家哈维（William Harvey）发现血液循环，1628年出版阐释血液循环的人体解剖学著作。张诚、白晋吸收哈维的血液循环研究成果，并以法国医学家韦尔奈（Josephde Verney）的著作为底本，将西方人体解剖学最有价值的发现介绍到了中国。［4］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来到中国以后，康熙帝命巴多明将西方解剖学著作和医学著作翻译为满文。巴多明选择法国人迪奥尼斯（Dionis）1690年出版的解剖学著作为底本，插图则选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学教授托马斯?巴托林（Thomas Bartholin）编写的解剖学基础教程。托马斯?巴托林是17世纪丹麦杰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