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文学观与功利主义.pdfVIP

作家作品研究 周作人的文学观与 功利主义 黄开发 晚清以降，国势陵夷，内忧外患频仍，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 始就承担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沉重的道义责任，这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功利主义性质。同时，又由于受到西方 现代知识制度上的纯文学观念和 “非功利”美学思想的影响，文 学自身的独立性也受到了重视。功利主义与 “非功利”之间的张 力关系构成了现代文学观念迁衍的一条基本的线索。周作人的文 学观无疑是矗立在功利主义对面的一个重镇。他的文学观明显可 以分为留日时期、五四文学革命前期和二三十年代三个时期。在 这几个时期中，其文学观都与功利主义存在着对立、依存和对话 的复杂关系。本文从这个角度着眼，力图凸显周作人文学观的主 要品格，并对其作出新的历史评价。 留日时期的周氏兄弟以对晚清社会和文化改革的挑战者和批 判者的姿态出现，指出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根本出路所在。无论 鲁迅还是周作人，他们把人的精神个性看作中国落后的症结。发 现病根，自然就要对症下药，寻求医治的药方。那么究竟应该怎 样唤醒国人的觉悟，改造国民的精神呢?他们都强调了“心声” 或 “精神”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最能表达一个民族 “心声” 月作人的文学观与功利主义 24l 的莫过于文学，因此他们要借助文学来改革国民精神。然而他们 又接受了与科学、道德分治的现代知识制度上的文学观念和 “非 功利”美学思想的影响，没有急近功利，而是强调文学的 “不用 之用”。周作人在 《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 中写道：“夫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精神而盛，文章 固即以发皇，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补救，故文章虽非实用，而 有远功者也。”①鲁迅在 《摩罗诗力说》中明确提出“不用之用” 的文学功用观。关于 “不用”，他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 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 一 ， 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 弗存。”所谓 “用”，他说： “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 也。’ 这样，他们的“不用之用”的文学功用观就把民族主义的 诉求与现代性的文学观念结合了起来。 周作人从自己接受的纯文学概念和文学功用观出发，对当时 流行的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进行批判，认为他们不了解文学的真 义。这显然与传统的文学观有关：“古者以文章为经世之业，上 宗典经，非足以弼教辅治者莫与于此。历世因陈，流乃益大。” 像 《文心雕龙》本是中国最杰出的文学理论的著作，但还是拘于 成见，强调“原道”、“征圣”、“宗经”。刘勰在序言中说，他过了 三十岁，曾经梦见自己拿着朱红漆的祭器跟着孔子向南走。并且 说：“惟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 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 近时文论，他不点名地以陶曾佑的 《中国文学之概观》、京 师大学堂教员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和梁启超的 《论小说与群 治之关系》为靶子。认为它们的错误有二：强调治化而导致文学 评价标准的失衡，如 《中国文学史》言必宗圣，强调文学不能离 治化而独存，指译小说为诲淫诲盗。就是那些提倡新小说的人也 中了实用之说的毒：“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 24：2 中嗣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O04·第三期 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说始于《论小说与群 治之关系》一篇。”另一错误是持传统的杂文学观，或不能正确 认识现今的文类，或贬低小说、词曲等文体。 尽管如此，“二周”与梁启超之间在文学功用观上也是有继 承关系的。周作人后来把话说得很明白：“《清议报》与 《新民丛 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但是 《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 大不会更小。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 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思稍稍改变，大抵由 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不过这只是 不侧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 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用后来的熟语来说，可以说 是属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 周氏兄弟用非功利的文学观念 修正了梁启超的观念，表现出了更彻底、更全面的现代性，尽管 他们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夸大了文学的作用。 在周氏兄弟以前，王国维率先在中国提倡纯文学和 “非功 利”的文学观念。周作人也曾谈到他们与王国维的关系：“王君 是国学家，但他也研究过西洋学问，知道文学哲学的意义，并不 是专做古人的徒弟的，所以在二十年前我们对于他是很有尊敬与 希望”④。说这话的时候是在1927年，“二十年前”正是周氏兄弟 留日时期，“研究过西洋学问，知道文学哲学的意义”，应指王氏 那些当时堪称空谷足音的哲学、美学论文。 周作人在 《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 中指责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文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