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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继续教育定位及实践(共9457字) 对继续教育的解释，不同时期、不同研究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继续教育指“已脱离正规教育、已参加工作和负有成人责任的人所受的各种各样教育”。[1]p412我国学界目前则倾向于将继续教育理解为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教育活动。大学继续教育，系以大学为主体的特定教育活动。继续教育作为一种存在方式，不但拓展了教育概念的外延，体现了大学的功能多元特点以及教育内容丰富性，而且必然涉及传统大学教育理念、行为方式的调整与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以大学继续教育的学校定位为研究之聚焦，并非主观臆想产物，而是现实社会发展需要以及相关群体行为缺失的综合考量结果。 （一）教育生态变化要求重新审视大学继续教育之学校定位 当今中国正处于且将长期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深刻变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社会和人的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目标设定，必然导致我国以建设学习型社会为重要理论选项和主要实践思想。所谓学习型社会，不仅是社会形态范畴的一个概念，亦不仅是一个目标系统，更重要的，应呈现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建设方案，一种相对完善的机制与动力构成，一种对传统意义上个体性、自发性、朴素性终身教育思想的反思与超越。视学习为人的生命权利存在，所有人的学习权益得到尊重，学习资源丰富，学习形式多样，学习动机没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学习行为已从传统的学校延伸至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组织和所有个体，系学习型社会的主要表现。学习型社会的战略构想实现，其主体并非一元结构，而是一种多元并存状态。政府、行业、企业、社会团体、每一个生命个体等，都对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具有制约意义，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同时要说明的是，主体多元化，并不意味每个主体责任指向、内涵的完全一致。事实上，众多教育机构由于学习资源的集中、系统特点，由于承担全社会学习资源的组织、整合等使命，因而在所有主体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大学作为教育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建设学习型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虽然不容质疑，但其行为表现应有别于其他教育机构，这种个性性征集中呈现在两个维度。一方面，大学必须加强自身的学习型组织建设。即通过努力，使反思型、立体式、生存态的学习成为大学的一种文化，成为夯实大学生存基础、促进大学变革发展、解决大学现实问题、展示大学示范作用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大学必须加强继续教育工作。大学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自身的组织文化形态改变，亦不局限于传统的职前培养层面，还与大学的继续教育行为密切关联。继续教育是现代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体现，如何反映社会群体或个体对继续教育形式、内容、方法的多样性、个性化需求，增加非全日制、非学历教育在整个继续教育系统中的权重；如何从学习者的现实和未来发展需要出发，实现从侧重知识传授向注重综合素质、职业能力提升的转变；如何彰显大学特点，发挥大学继续教育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中的独特价值或不可替代作用；如何突破传统继续教育方式的时空限制，凸显信息技术手段的综合应用意义，这是现代大学必须直面并力图解决的四个基本命题。[2] （二）相关缺失呈现要求规约和引导大学继续教育的学校行为 查阅国内公开发表的文献，我国学界关于继续教育的系统研究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围绕什么是继续教育以及继续教育目标、定位、形式、路径、管理、评价等本体论或方法论命题，尽管一些学者进行了深度探讨，形成了部分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与学科建设的标准相对照，尚有较明显差距。主要表现在：习惯于用“他国”的概念、范式、范畴、方法解释或尝试解决中国问题，没有明确国外与国内问题域的区分；研究方法多采用经验总结描述，较少采用调查研究和实证研究；许多成果泛泛而谈，论多证少，甚至有论无证，未能形成教育生产力；对大学继续教育行为研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相关文献总量偏少，相似性特征明显，未能形成对当代中国大学继续教育应然如何的系统和深度认知。研究的滞后，必然对大学继续教育的组织形式与组织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从组织形式观之，目前我国大学面临“直线制实体型”、“职能制非实体型”、“直线职能制实非混合型”三种继续教育管理模式并存的格局。[3]不同的模式，不但涉及大学内设机构的定位与相互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大学继续教育的进程与效果。如何创新机构设置理念，避免不同模式的缺陷，已成为大学继续教育管理体制与机制变革无法跨越的实践命题。从组织行为观之，我国大学继续教育的实际状况不容乐观。指导思想严重错位，往往以经济效益作为继续教育成效的主要评判指标；发展定位不明晰，没有使大学真正成为系统、连续、高水平的学习机会提供者；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严重失衡，面向行业企业、城乡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