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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述略 　　摘要：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以儒学作为理论基础，从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出发，提出了独具一格的“乡村教育思想”。由于梁漱溟的教育思想基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聚焦于农村的社会改造问题，把教育理念贯穿于社会改造，对当今农村的教育问题依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就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展开论述，探讨和总结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教育；行谊教育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一、“社会本位”的教育思想 　　他把教育的大生命、大功能的根本办学方针应用到“社会本位”的大教育系统方案上，为此，他推出 《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草案中明确提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可分”、“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和“教育应尽其推进文化改造社会之功”三项宗旨，并强调在中国办教育，“必须理会以上三根本点”，否则，“必无从尽其应负荷之任务，必失其教育之功用，而不免转为社会病”。[1]梁漱溟认为在社会改造期，教育应尽其推进文化改造社会之功，推进社会改造，促进社会不断进步。他提出的“社会本位”教育思想，主张以社会式教育为主，将教育着眼于一般社会，把社会改造运动纳入教育系统中，用教育来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 　　在梁漱溟的教育系统中，各级学校应有明确的分工，承担的责任亦具有不同的侧重点，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相关，且以社会作为本位。在梁漱溟看来，之前中国教育的对象局限于幼儿、儿童和青少年，但事实上对中国所处的现状而言，更应将教育对象的年龄拓展到成人。所以，梁漱溟提出“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也是对中国教育方向的一种重新定位。经过在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的实践，更加证实了梁漱溟的“社会本位”教育思想，应该在乡村中开展针对农村青壮年的生产技能与生活技能的培训，借此推进农村的社会改造。 　　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手段 　　在梁漱溟看来，教育的手段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传统的教育手段主要是学校教育，梁漱溟搞乡农学校的主要目的便是要化社会为学校，可以称之为“社会学校化”。让社会教育与乡村教育合流，将教育目标转到农村，正面解决社会问题的乡村建设。把教育归到乡村建设中，需要了解教育的功用，不外乎“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人类不能不有生活，有生活就不能不有社会，有社会就不能不有教育。[2]对于中国所处的现状，已经不适合单纯的学校式教育，这就要求勾勒出一种特殊的教育环境。将社会式教育作为主体，辅以较短周期的学校教育。 　　三、“行谊教育”为主体的教育内容 　　所谓的“行谊教育”就是要在教育的过程中注重人感性的那一面，“行谊教育”不是单纯的情感教育，是寓于情感的道德教育。比如注重情感、情绪和人格等因素。梁漱溟主张情志教育是根本，并说：“中国教育除非从此没办法则已，如其有办法，必自人生行谊之重提，而后其他一切知识技能教育乃得著其功；抑必将始终以人生行谊教育为基点而发达其他知识教育焉”。[3] 　　梁漱溟推行“行谊教育”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盲目追求西方文化，只注重知识的传输，忽略了情感教育。他认为教育不能单单的是知识的传授，在追求知识的同时不能忘记中国的传统，不忘道德礼仪。还有一点原因就是梁漱溟借鉴了孟宪承先生翻译的《丹麦民众学校与农村》，在他看来，丹麦教育的实质就是“行谊教育”。这种教育是“人感人的教育”，由少数人的精神感召大多数人的精神，人的精神觉醒之后，便促进了丹麦农业的发展。[4]这种教育模式不采用通俗的技能传授，用精神感召的模式给予丹麦青年动力，讲究实用性，让人心自然而然的活起来。 　　“行谊教育”的核心是重在开发“理性”，即是要发扬民族精神。“行谊教育”的内容包含了合理的人生态度与修养方法的指点、人生问题的讨论及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合理的人生态度就是指深心大愿，但空有心愿是不够的，必须把心愿付诸于实际行动，对人生问题的展开讨论。至于对历史文化的分析就是让我们认清现实，对社会的结构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改造社会。梁漱溟认为通过“行谊教育”能培养人们的深心大愿，这是人们道德水平上的一种提高。 　　四、“导师制”为辅助的教育改革 　　梁漱溟除了注重学生身心素质的培养，同时也注重人性化的教育方法的应用。为了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梁漱溟主张施行“导师制”。在这里，导师是一位知识渊博又具有高尚的道德操守的人，他能够指导学生的全部生活。梁漱溟说“每一导师皆分有几个或十数个之学生此几个或十数个学生之全部生活，亦即为此一导师之教育对象。学生个个有其最亲近之导师，导师亦人人有其最亲近之学生。全校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