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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窦娥冤》中的时代之冤 　　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不仅在中国文学史和戏剧上是一部有影响的古典代表作，而且“列入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功，不仅在于关汉卿本人的深厚造诣，更在于唤起了人们的时代共鸣。 　　残酷的高利贷压榨 　　元代社会高利贷盛行，百姓深受压榨。蔡婆婆便是其中的帮凶。在“楔子”中窦天章讲到“此间一个蔡婆婆，他家广有钱财，小生因无盘缠，曾借他二十两银子，到今本利该还他四十两。”这里所说的四十两便是元代普遍存在的“本利相滚，成倍增长”，如羊生羔的“羊羔息”，第一折中赛卢医所欠的二十两银子也是这样的债务，窦天章为此卖了女儿，赛卢医为此动了杀机。普通民众凡是负上这样的“羊羔息”，往往是倾家荡产。官府对此不仅不反对，而且持赞成态度，为蒙古贵族服役的“翰脱”更是依仗官府做靠山，大肆放贷。高利贷的压榨可见一斑。 　　儒生儒学的困顿 　　窦天章割舍了女儿，年近六十担任了肃政廉访使，无妻无子，历经十三年，今人看来却为悲苦之事，但在当时看来可能是一件大喜之事。因为在元代，儒生儒学地位并不高，想由此走入仕途非常困难。元的入仕途径是这样的，高级官僚基本上由上层蒙古、贵族以及少数汉族所垄断，这些人大部分出自怯薛族组中。下级官僚中，出身吏者占压倒性优势，过去凭借文化知识“学而优则仕”的儒士集团则受到了冷遇。在官僚中仅占很少比例。据当时人估计，仕途中由怯薛入任者占10%，出自吏员者占到85%，而以儒进身者仅占5%，所以窦天章在当时能以儒生身份晋升十分不易。由此，我们可以窥知整个统治集团对儒学的态度。元朝包括皇帝在内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族文明比较迟缓。历朝皇帝均信奉“喇嘛教”，加封吐蕃萨斯边派僧侣为帝师。“所以敬礼而崇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蒙哥汗曾发出“儒家何如巫医”的疑问，忽必烈即位后，很多大臣一再提出开设科举，但最后总是“议者不一而罢”。儒学在相当长时间里被视为一种“准宗教”。“戊戌选试”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与选试僧道相似性质。后来正式规定，在同一庙殿上，释迦摩尼位置居中，老君与孔子分别安置左右，以此区分“三教高低”、儒生的艰难，儒业的凋零，在窦天章一人身上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官吏腐败 　　《窦娥冤》中的桃杌就是当时官吏整体的写照。“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剧卷，在家推病不出门。”“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这是桃杌的内心独白，也是当时元朝官场的真实写照。地方官员贪污，向人讨钱，各有不同。初次接见下属要收“拜见钱”。逢年过节要收“追节钱”，利用具体职权收费叫做“常例钱”、处理诉讼受贿叫做“公事钱”，甚至还有没有任何借口，强行索取的“撒花钱”，当时“上下贿赂，公行如市”。元朝也曾以奉使宣抚的办法对腐败进行惩治，可收效甚微，却又为百姓增添了又一重灾祸，民间流传歌谣讽刺说“九生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所以《窦娥冤》中的桃杌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与官吏腐败现象相联系的便是法制的不健全，元长期未颁布法典，开始仅借用，折代金朝的《泰和律》有关条款，后逐渐积累，但未形成系统的案例，做为审判的标准。断案时，“有例可援，无法可守”遇事有难决，则栓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旋行议拟。司法工作随意性特别大，忽必烈在位之时，也曾进行修律的尝试，但最终只颁布了一部几千字约有百条左右的《至元新格》”，其内容之为单薄无助于解决元朝法无定制的问题。在忽必烈继位七年后，元朝大儒许衡认为元朝的立法工作仍然不彻底，缺乏长远计划。“无一定文论”“日计有余而月计不足。” 　　伦理无存的婚姻制度 　　元朝婚姻制度存在“接脚婚”与“收继婚”。接脚婚是指寡妇招赘后夫，后夫入赘家门，但不占主导地位，收继婚是指寡居的妇女可由其亡夫亲属收娶为妻。蔡婆婆与张老结合就属于典范的接脚婚，张父在宾白中也道出“老汉自从来到蔡婆婆家做接脚”的事实。若蔡婆婆与张父结合，虽是“前人田土后人受”但蔡婆婆若情愿也无可厚非，窦娥为何要激烈的反对呢？若张父的“接脚婚”成为事实，那么，张驴儿就有了强娶窦娥的法律依据。子收庶母，侄收婶母，弟收嫂这是法制规定的权利，那时，无论窦娥从与不从，都将毫无反抗的余地。这一制度极大地摧残了原有的伦理道德，窦天章对窦娥的冤魂说道：“我家三辈无犯法之男，五世无再婚之女，男不犯法，女不二嫁”。这应是普遍的伦理价值观，而元代的收继婚“恐贻笑后世”。在剧中这一婚姻制度成为了张驴儿利用的工具，成为了大家的痛楚。 　　综上所述，窦娥的悲剧并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它涉及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这是元代社会人民群众生活的普遍写照、真实再现，所以《窦娥冤》巨大成就的取得与唤起社会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