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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公私观研究(共4313字) 一、非市场社会强调对立的公私观 根据相关性原则:一切人类事务必须对相关者公开。以这一原则为准绳，可以把人类活动分成两大领域，一个是仅与自己或周围少数人相关的领域，即私人领域，发生在这一领域的是私人事务;另一个是与一定地理区域内所有成员相关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发生在这一领域的是公共事务，如国家大事。何谓公与私?简言之，公与私是指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细分之，公私关系是一对矛盾，公私矛盾有三种含义:一是利益范畴，公指社会公共利益，私指个人利益;二是财产范畴，公指社会公共财产，私指私人财产;三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范畴，公指公有制，私指私有制。本文侧重于前两种含义的公私关系的研究。根据对立统一的规律，公与私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条件而相互依存。作为矛盾的双方，没有私，就无所谓公，没有公，也就无所谓私，失去了其中任何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在中外历史上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两个领域并没有用法律规定出明确的界限。往往是统治者的“私”凌驾于国家的“公”，国家的“公”又凌驾于臣民的“私”。个人在私人领域内的自主权得不到保障。“私”就是属于“公”，故必须对“公”公开。“公”是统治者的私事，天下的事也是帝王的事，与普通的民众无关。“公私之辨”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论题之一，公而不私，大公无私是这一辩题的基本结论。可是，理论与实践总是有间距，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私心、私欲人所难免，谋利、逐利或难舍弃。于是千百年来，有公有私，或公或私，何去何从，论辩不已。早在先秦时代，儒学宗师们就倡导“公而不私”，《尚书?周官》中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①的提法，法家的韩非子则提出“公私之相背也”和“去私心，行公义’，②认为“公”与“私”是根本对立的;汉儒则概括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③这样一来，“私利”就被排除出道德的价值规定。显然，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公私观是一直把“兴公灭私”看作是国家富强的秘诀，也就是强调公与私的绝对对立。于是，“私”被彻底逐出了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生活乃至语言文字。但其结果不是使得中国人更加“崇公”，反而更加重私;不是使中国变得更加富强，反而使中国更加贫弱，并最终迫使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市场经济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下的公私观念。市场经济完全承认个人追求“私利”的权利，它不要求牺牲私人的正当利益。 二、市场社会要求和谐的公私观 (一)强调公私和谐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传统。在西方文化中，公与私，虽有分野，但并不存在深刻矛盾，强调只有公、私并立的社会才可能是充满活力的社会。而且，当公私冲突时，总是忧心“公域”侵人“私域”。西方文化承认公私矛盾，但并不认为两者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阴暗、高尚与卑劣的不可调和的关系。就国家、社会而言，两者互为必要条件。艾德维尔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私人的罪恶产生公共利益。”④，亚当?斯密和曼德维尔更进一步，在他们看来，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使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造成社会利益的总实现。与此同时，个人只有在为他人利益服务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自己的私利。这样，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就神奇般地达到和谐。传统的“尊公灭私”的公私观之所以注定行不通，就在于公与私的关系在实际中不是势不两立的。然而，公私也不是二元平等的，而是公必须以“私”为依托的。两者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而是相互协调的问题。既然每个个人都对自己的生存承担了不可取代的责任，他就有权利为自己的生存谋取必要的利益。公的重要，不在于抹煞私人利益及取缔属于私人事务的领域，而是在于它能代表众人之私，实现众人之私。背离众人之私的“公益”只能是一己之私。故公来自私，私是公的本位。这也正是公民应当具有参政权和议政权的正当性来源。应当承认，公私之间会存在的某种冲突，甚至是剧烈的冲突。即便如此，对公主要的威胁是统治集团的自私，不是普通个人的自私。 (二)市场经济的确立改变了公私两个领域之间公私不分、以公压私、化公为私的界限模糊的状态，为私人领域从公领域的分离与独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市场经济的正当性、可行性来源于它认为人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动物，并完全承认个人追求“私利”的权利。承认“我”与“私”的正当性是约束“私”泛滥与“我”膨胀的最有效、最正当的途径。市场经济意味着市场中的商业行为要依据法律，更重要的是政府行为也必须依据法律。市场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基于公私的区分，公共权力的作用应该被严格地限定在公共领域;而且在私人生活方面，个人通过各种联合和结社，基本上可以管理好自己的日常事务。国家不能代替个人处理私人事务。例如，不能通过宪法或法律规定，谁与谁应该结婚，或是谁应该抽某个牌子的香烟。立宪国家不应介人公民的道德事务，不能逼迫人们去事事都追求至善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