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问题是困扰近代中国的社会问题之一.docVIP

乞丐问题是困扰近代中国的社会问题之一。在中国近代社会中,乞丐众多,是有其客观背景和主观因素的。乞丐行乞方式多样,社会危害很大,近代出现了一些防范和控制乞丐的思想及措施,有进步的一面,也有不足之处。 一、社会乞丐问题出现的原因 首先,清中叶以来,人口数量猛剧增加,而土地增长缓慢、造成了大量流民。顺治十八年,全国人口不足1亿,道光十三年,便达到398 942 306人,170年内净增3亿多,增长了30%以上。但同期耕地仅增长34%,人口增长大大快于耕地增长。这种人地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衡直接导致流民的大量产生,而他们的大量存在,成为衍生乞丐的土壤。 其次,近代中国灾荒频仍。黄河流域六省从1840年至1911年,除1861、1867、1869三年无大的灾情,1858、1859、1911年局部地区有水、旱、雹灾害外,其余65年,水、旱、雹、虫连年不断。而在1912一1938年间,全国灾害竟达“77次之多”,其中水灾24次,旱灾14次,地震10次,蝗灾9次,风灾6次,疫灾6次,雹灾4次,歉饥2次,霜雪之灾2次,“且各种灾害几乎同时并发,杂然纷呈”!频仍的自然灾害迫使灾民脱离原来的土地,背井离乡,以乞讨为生。就一般情况而言,如果自然灾害能在短期内消除,那么流亡他乡的民众是可能返回家乡重振旧业的,而近代社会天灾人祸在许多地区持续数年,正常的生产难以恢复,因此长期乞讨于他乡的灾民也就渐渐成为乞丐了。 再次,就业门路狭窄。鸦片战争后,洋货大量倾销,撕破“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体系、造成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破产,“旷土游民日多”,而吸纳“游民日多”的新的经济增长领域没有能够带动近代社会的整体转型,形成就业“瓶颈”,如民族工业一直呈现出病态发展。即使在1912一1919年发展的“黄金时期”也仅容纳二百余万工人川。民族工业发展的滞缓,“原来的工人已经一批一批的被抛弃于十字街头,离村的农民自然不容易找到工作的。结果只有拉黄包车充当牛马,只有在街头过着乞丐的生活。 又次,流民素质的低下,也是不得已而为乞丐的内在原因。池子华先生在《中国近代流民》一书中通过对江南人和淮北人主体素质的比较研究后,指出淮北人选择“行乞江湖为业”的生存方式是由于“主体素质较差,影响了他们对谋生之道的优化选择”。 另外,有些地方“行乞江湖”已成为一种“沿以成例”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经形成,便具有了文化的传承性特征,它甚至可以成为一种驱动力,使之不得不外出以行乞为职业。 总之,在上述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近代中国庞大的乞丐群。 二、社会乞丐的分类 近代中国社会,由于乞丐数量不断增多,行乞势必产生困难,这就需要在行乞手段上不断翻新,行乞方式上不断“改进”,从而出现了一批分类极细的乞丐群。 晚清的乞丐可分为以下几种: (l)专门于庆吊活动时乞讨者。 (2)专走江湖之丐。这些人一年出去一二次,“至则索钱于丐头,亦有丐于商店人家者。” (3)挟持之丐。他们一般游行江湖,从事唱曲、耍棒等卖艺性的活动。 (4)劳力之丐。这些人在桥头帮人曳车上桥,于车站、码头替人运送行李,以获取酬资。 (5)残疾之丐。由于身体残疾,于街头热闹之处行乞,博得过路人怜悯和施舍。 (6)诡托之丐。通过各种欺骗手段来骗取人们的同情,谋得钱财。 (7)强索之丐,按当时习俗,徒流罪人,,赴配所途中,于所经市乡镇,“例得求乞”。若乞钱不与,则用刀自伤,或额或颊,以流血吓人相威胁。 (8)卖物之丐。从事小商品的买卖,这些人多被丐头控制。 三、社会乞丐问题带来的危害 中国近代社会丐业之“发达”,其成份芜杂,危害甚大,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扰乱社会的安定。这是危害之一。 其二,作为流浪的乞丐,他们一定程度上是疾病的传播源。“乞丐之多,实与市容观瞻与治安卫生,均有妨碍”! 据《上海市救济难民难童收容所的过去与未来》中记载,不少乞丐带有疾病,“小孩子普遍患沙眼,皮肤病……多数有肠胃病,心脏病,肺结核……。” 这些疾病有不少是传染性的,传播开来,势必危及人们的身体健康。 其三,丐业“发达”,丐帮经久不衰,丐业乃至作为流民的一种选择,这对民族道德的腐蚀作用极大。俗话说:“三年讨饭,不愿作官。”丐业的发达,足以泯灭人的廉耻心,养成怠惰的国民性。据调查,乞丐每日的收入约合银四元,“收入优裕,效尤遂众”,上海公共租界的乞丐在数年内从100名发展到900余人。可见,丐业“不劳而获”的特点,吸引许多人加入这个行业,乞丐也势必养成不求进取,只求温饱,安于现状的寄生怠情的生活态度。 第四，隐藏犯罪，诱发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稳定。贫穷是罪恶的根源。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说过：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