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原诗的胸襟.docVIP

论《原诗》中的“志”与“胸襟” 　　摘 要： 叶燮在《原诗》中论述诗歌创作时，明确地提出“以胸襟以为基”。但是对于“胸襟”的涵义，他并未给出清晰的说明。本文从叶燮《原诗》对“志”的解释入手，阐述了“志”与胸襟的关系，“志”与情的关系，实际论及胸襟培养的途径和内涵。继而阐述叶燮对于胸襟的具体运用，即以胸襟为基，建立诗歌创作论和诗歌发展论，并涉及诗歌批评论。?　　关键词： 《原诗》 “志” “胸襟”?　　?　　叶燮在《原诗·外篇上》中说：“志也者，训诂为心之所之，在释氏，所谓种子也”。“心之所之”就是心中所想，这种解释也是“志”的最初意义。汉人赵岐注《孟子·公孙丑》，就将“志”释以“心所念虑”；郑玄注《礼记·学记》，也释为“心意所趣向”。所以，“诗言志”应当“是指诗乃是人的思想﹑意愿﹑感情的表现，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１］。叶燮这里所引佛家的说法，与之有着相同的方面。但是叶燮并没有抛弃“志”的一般含义，即志向思想。在叶燮看来，志向不仅为“心之所之”的升华，而且是形成胸襟的途径；不仅是胸襟中的重要因素，而且能引发情愫。志作为志向思想的作用可谓巨大，但是每一次的发挥总离不开“心之所之”的作用，这也是叶燮没有将两者清晰地区分开来的原因。?　　一、“志”的根源意义?　　“志”作为志向思想具有理性精神的一面，它的涵义在先秦时就已被重视。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掩盖了“心之所之”的最初涵义。它在《原诗》中的表现，有“高卑﹑大小﹑远近之不同”［2］。叶燮《半园倡和诗序》说：“诗言志，人各有志则各自为言。故达者有达者之志，穷者有穷者之志，所处异，则志不能不异，志异则言不能不异。”志有达者之志和穷者之志，二者皆为主体所处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环境不同所致，这说明“志的开拓扩充，却有待于人的后天认识活动”［3］。从识的方面来说，叶燮继承了先哲格物致知的思想。格物是“认识主体通过对物本身的认识从而达到对物之理的把握”［4］，也包括对自我之性的把握。格物致知使主体对外界的认知有所提高，而识的提高也会推动主体的志向思想向更高的方向发展。“志”和识也就成了叶燮“胸襟”培养的两条途径。因为识的提高总归之于志的提高，所以胸襟的最主要表现也在于志；虽然胸襟也包含着气度精神的一面，但志却是胸襟的最重要因素。叶燮以诗人主体的志向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概括地说：“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叶燮将影响作品风格的原因归于志向思想，暗示了志在胸襟中的核心作用。?　　二、志能生情?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志”的最初涵义中不但包蕴着志向思想理性的一面，而且包蕴着情感意愿的一面，但历史文化使得二者渐渐分离，趋向两端。“到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以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志’的含义已逐渐扩大……作为人的思想﹑意愿﹑感情的一般意义开始受到了重视”［5］。叶燮引述《虞书》“诗言志”，将志定义为心之所之，可见他所理解的“诗言志”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志向思想，同时也包括了情感的因素。从诗歌本质论角度说，这种观点是对我国古代最初的诗学思想的还原；从创作论角度说，它实现了创作动力“志”与“情”的融合。叶燮之所以看得如此深刻，不仅仅源于他吸收了佛家的“种子”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体味到了“志”特别是志向思想的触发作用，“志之发端，虽有高卑、大小﹑远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胆﹑识﹑力四语充之，则其仰观俯察，遇物触景之会，勃然而兴”［6］，明确地阐发出了“志”对于情感的重要意义。若无志向思想，心中便无寄托，徒面对春景烂漫﹑秋色萧凉，即使产生情愫，也会空洞纤弱，没有意义可言。这一点，叶燮在《蓼斋诗集序》中说得更明白：“惟有志者，其胸中之所寄托，于身世阅历，凡得失愉戚必不与庸众人同，其视听步趋苟有所触于境，动于心，何一非吾躬忧患之所丛，感慨之所系乎！”有志者方有胸襟，方有寄托，遇物触景才有一己之思。龌龊污秽的内心，不会生发高尚的情操；狭隘好利的心胸，也难以激发深切的感情。?　　三、志对于胸襟的重要意义?　　不同的志向会产生不同的胸襟，不同的胸襟便会产生不同的作品。《原诗》以杜甫和王羲之为例，说明了胸襟的不同：“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体，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7］杜甫志在济世，故胸怀黎民，心忧天下苍生，诗作也大多忧世之语。与杜甫相比较，王羲之则心怀生死之痛，宇宙缥缈之感，故《兰亭集序》便以时空荒凉的意蕴出现。从《原诗》看，叶燮推崇高洁远大的胸襟。这一点，他对陶渊明欣赏无以复加：“陶潜胸次浩然，吐弃人间一切，故其诗俱不从人间得。”但是对于诗歌创作，叶燮仍推杜甫为“神”。虽然他坚持了自己“胸襟以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