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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农村经济体制革新思路(共9770字) 一、武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历史阶段 （一）1978年—1984年：全面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安徽农民首创的“大包干”的同时，1978年底，武汉市近郊部分农民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改革之中，洪山区洪山公社关山大队、马湖大队和十里公社星火大队开始试行联产责任制。1979年汉阳县、武昌县又相继推开，到年底全市已有15%的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由于分配与生产效益挂钩，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农民收入也相应提高。关山大队从1978年到1980年，集体积累和人平收入均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洪山区十里公社星火大队的蔬菜上市量逐月上升，武昌县豹海公社同力十九队实行试点后的当年粮食增产24%。1981年，市委印发《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试行草案》，肯定了“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是农业集体经济在经营管理上的重大突破”，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群众的创造精神。第二年，全市92.2%的生产队和87.7%的农户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全市所有生产队和农户完成了这一历史性变革。在短短几年里，市郊农村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1984年与1978年相比，全市粮食增长31.5%，棉花增长26.8%，油料增长110%，农民人均年收入由140元增加到470元，尤其是1984年武汉市人均占有粮食超过400公斤，标志着全市农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二）1985年—1991年：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广的三四年，农产品大幅度提高，但随之出现了“卖难”的问题。尤其郊区县生产的蔬菜等产品因市场、流通实行的单一渠道而相对过剩，大量烂在地头，而城市居民则因吃“老、大、粗”的食品而十分不满。农村产业单一，农村局限于农业，农业又局限于粮食；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后续力缺乏。生产方式的变革对流通体制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流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市委、市政府从发挥特大中心城市功能作用出发，制定“服务城市、富裕农村”的城郊经济发展战略，在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以改革农村统派购制度为突破口，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1985年初，全市相继放开蔬菜和水产品等农副产品市场和经营，允许农民参与流通领域。1990年又将粮食、棉花、油料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或议购，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1985年至1990年，全市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以年均3.7%的速度增长，种植业所占比重从1985年的74.9%下降到1990年61.3%，而畜牧业、渔业的比重则分别达到24.7%和13.2%，比1985年分别上升6.4和7.5个百分点。同时，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市郊125.47万乡村劳动力中有37.04万人从事二、三产业，占29.5%，比1985年的23.6%上升5.9个百分点。通过这一时期的改革，商品经济逐渐被引入到农业和农村经济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市农村经济逐步由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 （三）1992年—2000年：探索发展市场农业 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市绝大多数农产品价格放开，农业生产开始以市场导向为主，但同时受到指令性计划的制约，市场型农业发展迟缓。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后，武汉市加快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步伐，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9月，全面放开了粮棉油种植计划，实行信息服务，市场引导，把农民引入市场；改革经济目标管理的办法，改以国内生产总值和农民收入为主要考核依据。这就为市郊农村朝市场经济迈进创造了有利、有序的大环境。不久，市郊农村形成了三个发展高潮：一是大力发展“一优两高”农业，鼓励农民“什么来钱就种什么”，推进农业市场化进程；二是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适度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三是突破性发展乡镇企业。经过这个阶段的发展，全市农产品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调节供求的方式已确立，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全面稳定的提高，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四）2001年至今：发展现代都市农业 进入新世纪后，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农业和农村发展放在全市国民经济大局中通盘考虑，高度关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围绕增加农民收入这个核心，从建立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入手，致力于城乡统筹和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制定实施一系列“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政策措施，从总体上解决“三农”问题。2003年，全市推行农村税费体制改革，次年率先在中西部地区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2005年又在中西部地区率先全面免除了农民负担的排涝费。自2005年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