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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水利管理的演变(共4690字) 水利事务的控制和管理 在近代河西走廊，不论官府或是地方势力，对水利事务的管理和控制承袭了此前历朝历代的基本方法和经验，丝毫没有间断，但由于时势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其形式和职能发生了变化。这里表现出来的既有继承，也有演变。正如张其昀在其所著的《甘肃省河西区之渠工》一文中讲到:“各县多有渠正渠长，由农民公举，县府委任，蓄泄之方，皆有定制。如渠口有大小，闸压有分寸，轮浇有次第，期限有时刻，公平分水，籍免偏枯兼并之弊……历代相传，法良意美。”[1] 在石羊河流域的武威，农田灌溉事业渊源较早。汉代在各地设田官，管理屯田和水事。唐代在各渠设“渠长”，直接管理水利事业。明代屯垦时，屯田水利，即有专员监管。清朝早期，水利改由知县襄理，其下按渠设有专人管理并负责兴修事务，称“水利佬人”，或称“水佬”、“龙官”，“水董”，与“农官”并为地方佐治官吏。武威县当时已形成六渠水利管理体制，“武威四乡，分为六渠：金渠，大渠、永渠、杂渠、怀渠、黄渠，每渠十坝。”各渠由“水佬”管理水利，“水佬”之下又设若干“总役”、“头役”、“散役”等管理各坝、沟。“每渠分上下本十二区，每区有总役一名，头役四名，有名散役或八九名或十余名（入卯册者为有名），无名散役与之相同（不入卯册者为无名）。总计六渠十二区，共有总役十二名，头役四十八名，有名散役（乡间号曰‘坝差’）一百三十名，无名散役（乡间号曰‘小差’）与之相同，共有乡约散役二百八十名”[2]。为解决上下游用水紧张，还实行红牌断案，即规定每年初春日由全县总水佬及行政首长，召集六渠水佬参加全县水利会议。会后，各河水规开始生效。 民国以前，武威县没有专司水利的职能机构，水利业务基本上由县府监办。兴修水利，多由社会贤达号召群众自办，水利管理，虽有地方法规，但各自为政，贯彻不力。民国初年，进行机构及吏制改革，河西各县政府设实业局，农田水利事务为其主管的主要工作之一。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武威县开始设置建设科，水利由建设科管辖。建设科组织全县各渠水佬成立水利协会，改“总甲”为“渠长”，各渠管理仍然沿用旧制水规管理。县以下六渠管理体制未变，由于国民政府初期推行保甲制度，河西一些水利事务改由保甲长监管，保甲是国家延伸在乡村社会的权力末梢，通过保甲制的确立和监管水利，达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各河渠设有渠正、渠长，但有部分渠道亦改由保长、甲长兼任。保甲长管水，每渠有1至2人，名义上由渠、坝民众公举，县府委任，实则为各渠大绅把持，渠与渠之间，各自为政，互不联系，常起水事纠纷。因此，不论保甲长还是渠正、渠长，他们往往与村落（住户）之间有着重要的结构联系，往往是特定村庄的代表。抗日战争后，武威水利开始设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下属的武威工作站代理管理。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随着甘肃省水利林木公司撤销，武威水利仍由武威县建设科管辖。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行将垮台，地方水利处于停滞状态。《民勤县水利规则》规定，县政府为全县水利主管机构，县政府根据《甘肃省各县水利委员会组织大纲》组织水利委员会，为全县水利参事机关。就民国时期的情况来看，在对传统社会特征的传承之外，还出现了许多的变化。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延伸，对近代河西水利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河西保甲制实行中的流弊和地方势力的抵牾，一方面对水利事务中相沿已久的内容的延续产生或多或少的改变，迫使其产生一些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另一方面，代表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实行控制的保甲制，与乡村社会自然生成的地方势力的进退予取，也是河西近代水利社会中传承与演变相互交错的原因。 用水制度的继承和调整 这条总则，透射出水利规则其一是在国民政府颁布《水利法》后，对民勤当地水利事业的影响；其二是民勤新的水利规则的制定，仍然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和习惯的影响。民勤县水利规则共七章一百条，较之以往的水利规则更加细致。首先，《民勤县水利规则》“水期水额”一章，基本上承袭了在民勤很有影响的“文公定案”的内容。民勤自清代大规模移民屯垦后，出现了用水管理的章法和相应的工程措施。雍正三年（1725年），镇番首任知县杜振宜始定镇番用水章程；乾隆十四年（1749年），知县江鲲根据杜振宜的章程，因时势之变动而改订“屯坝水规”；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文楠出任知县，针对民勤水利问题的频发，纠纷的繁复，谋图长远，经数年的酝酿勘察，终于制定出一套新的水规方案，将河水分为六牌分浇次序，以牌定时，以时分水，付诸实施，遂被尊为定制，后人称之为“文公定案”。清明节后一日起，至小雪节止，为川水时期；自小雪节后一日起，至清明节止，为湖水时期。川水共分六牌灌溉：即一、春水；二、小红牌；三、大红牌；四、糜牌；五、秋水；六、冬水。规定具体次序和水额，水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