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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王国》，站在全世界的塑料垃圾上 　　在王久良的最新纪录片《塑料王国》中，小村庄里的两个家庭的命运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塑料垃圾狭路相逢。环境污染与社会的不公再次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2011年4月，王久良受邀到美国加州参加一个关于垃圾问题的学术会议。 　　“当时也是职业病发作，我提出去参观他们的垃圾回收厂。”在工厂经理的热情接待下，王久良见到了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垃圾回收体系。巨大的机器嗡嗡作响，传送带把垃圾送到分拣台，瓶子、玻璃、金属、纸张、塑料……“机器飞速地分拣，很粗糙。” 　　“快看！”经理招呼王久良，“是到中国的车，那是你们中国的车。” 　　王久良顺着经理的目光看过去，那是一辆集装箱车，垃圾经过简单分拣，就马不停蹄地运往奥克兰港口上船，20天后，这些洋垃圾就漂洋过海到了中国。 　　“我早就听说，河北文安是很多国家的废弃塑料回收基地，但亲眼所见，还是觉得震撼。”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回国后，王久良追踪着这些洋垃圾先后去了河北、山东、天津、江苏和广东。各地的情形大同小异，都同样的不堪。 　　最终，王久良选择驻扎在山东，“从自己的家乡着手，优先解决家乡的问题，再说语言上也没有障碍”。 塑料垃圾处理厂密集的村庄里到处堆满垃圾，焚烧现场浓烟滚滚 走进塑料王国 　　当年拍摄《垃圾围城》时，王久良就曾和堆成山的垃圾打过交道，但第一次走进位于河北某地的塑料垃圾加工作坊密集的村庄，他还是后背发凉。 　　“上千户小作坊，车一开进去就是刺鼻的味道。水泵不停地抽着地下水，据说，是每小时50吨的量。机器轰隆隆地转，一刻也不停。”王久良走进几家工厂，“塑料垃圾上贴着各种语言的商标，一家一台简陋的小机器，有个小炉子，烧煤，融化，一团团泥巴一样的东西被送进机器，再从另一端吐出‘面条’，最后这些‘面条’再被切成塑料颗粒。” 　　不久的将来，这些塑料颗粒会被卖到南方的工厂，用来生产玩具。玩具会再次漂洋过海，回到它们的故乡。 　　从探究塑料的来源、数量、加工方式、污染程度，到塑料成品最终的去向，整个调研阶段，王久良花掉了一年的时间。“走到哪儿都被盯着，有次去河北调研，刚到半小时，县里就来了好几个人，精准地找到了我们落脚的地方。” 　　到了拍摄阶段，王久良和整个团队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真是漫长的折磨，整整三个月，我们一家工厂都没进去，只能在外面打转转，里面究竟什么样，我们一无所知。”当时团队一共有四个人，王久良实在被逼疯了，就强行给大家分派了任务，“每个人盯住一个方向，都扔出去找突破口”。 　　摄影师找到一个拾荒的老太太，老人在这里捡了14年垃圾。录音师搭上了一个货场的看门老大爷，隔三差五拎着酒找人家闲聊，一来二去，货车的入货、出货时间就都摸清楚了。 　　负责外联的是个女孩，女生天然的亲和力让她很快得到了小女孩依姐的信任，依姐一家的故事也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塑料王国》纪录片的主线。 　　“当时，只能通过小女孩和她弟弟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离进工厂拍摄还远着呢。”王久良嘱咐外联女孩带些礼物给依姐一家，“不算讨好，起码的礼貌和同情心吧。”这些礼物最终也在纪录片里回馈了王久良的用心，他说：“你在片子里看到的那些字典、篮球、图画书，都是我们一年前送给孩子的。” 　　王久良留给自己的任务是――以生意人的身份与工厂老板交涉，进而打入内部。“我说要收你的货，你总不能不让我进门吧？”王久良专收带商标的塑料，给出的价格还不低，“带商标的最便宜，他们一听来了个傻子，专要带商标的，赶紧把我迎进去了。” 　　在成为“生意人”的那半年里，王久良左手买进塑料，右手以较低的价格卖出。买得多了，就成了熟客，偶尔不买货，也能进工厂串个门，“就这样，算是对工厂里面的事有个概念了”。 　　混在村子里的那段日子，王久良每天都提心吊胆。刚去时，村里人防着他，不是怕拍摄，是觉得这伙人不像好人。“先觉得我们是贩毒的，又觉得我们是拐卖孩子的，都躲着我们。” 　　后来，大家渐渐发现，这伙人的出现貌似和塑料生意有关，就更提防了。为安全起见，王久良的团队也不断缩编，先是四个人，后来是两个，最后只剩下王久良一个人。“光车就换了好几辆。”刚开始拍摄时，王久良开一辆面包车，他说，“《垃圾围城》得到的一小笔奖金，5000欧元，买了辆最便宜的，那车跟了我好多年，出了大力气”。 　　面包车开了一年多，被当地人认出来了。车用不了了，制片方又出了七八万块钱，给王久良买了一辆捷达。捷达开了一年多，又被认出来了。“后来就我弟弟的车、朋友的车，大家帮我联系的各种车，不停换。” 　　不仅车要换，住的地方也要换。“租了三个房子，换着住，就算这样，最后还是被抄了两个住处。” 　　当时，王久良还租了一个大厂房，每月2000块，又买了八组货架，把买来的一些带商标的垃圾摆在货架上。“我想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