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网络走红的传播学分析.docVIP

《我在故宫修文物》网络走红的传播学分析 　　【摘 要】以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例，借鉴传播学理论，从传播内容、受众和传播渠道三个方面，分析关注传统文化的纪录片如何在互联网时代收获好口碑和高点击量、在青少年群体中受到欢迎，以及新媒体纪录片对传统文化的推广作用。 　　【关键词】传统文化；纪录片；网络传播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我国第一部展现故宫珍贵文物修复故事的纪录片，是故宫90周年纪念的献礼纪录片。该片按修复门类分为3集，分别是青铜器、钟表和陶瓷组，木器、漆器和织绣组，书画修复、临摹和摹印组。该片于2016年1月7日至9日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首播，播出后反响平平。随后登录知名弹幕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在90后、00后中迅速走红，短短几天内播放量突破百万次，豆瓣评分高达9.4分，超过另一现象级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并在微博上引起747万次话题阅读。 　　一、内容特色分析 　　（一）题材：传统文化与潮流文化的反差 　　《我在故宫修文物》作为展现故宫风采的纪录片，并非第一部。早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就已播出12集大型纪录片《故宫》，从故宫的建筑艺术、使用功能、馆藏文物和从皇宫到博物院的历程等方面，全面展示故宫的形象。随后在2012年播出《故宫100》，每集用6分钟的时长讲述故宫100个空间的故事。而《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唯一一部成体系地展现故宫稀世文物修复过程以及文物修复师的纪录片，这是题材上最大的创新点。 　　使《我在故宫修文物》走红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又称B站），是当下国内最大的年轻人潮流文化娱乐社区，设有动画、番剧、音乐、舞蹈、游戏、科技、娱乐、鬼畜、时尚等分区。在这里诞生出大量网络流行语，所传播的视频内容以娱乐为主，戏谑和解构一切主流的东西，充分体现当今90后、00后的审美观念和趣味。潮流文化本质上属于亚文化，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长期接触的是娱乐化、快餐化的网络信息，会对同类信息产生厌倦，反而对有深度的、有文化内涵的内容有一定的需求。《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主题围绕传统文化，选择的对象是观众不熟悉的故宫文物修复师，自然与喧闹的潮流文化形成强烈的反差，对青少年产生了吸引力。 　　（二）风格：生活化、有温度的“非主流”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最大的特色在于，不同于以往主旋律纪录片的刻板严肃，充满年轻化、生活化的风格和人情味，以“非主流”的风格呈现主流的意识。 　　在哔哩哔哩观看《我在故宫修文物》时，有多个场景引起满屏弹幕。解说词提到，每天早上打开一重重大门时，都要大声吆喝，是为了赶走夜里栖息的小动物，被弹幕调侃为“官方吐槽故宫闹鬼说”。修复师在休息的间隙，骑着电动车匆匆忙忙出宫门，竟然是为了抽一支烟。这些大师们在工作之余，也会在院子里植树，一起打杏子，给“宫廷御猫”喂食等等。这些生活琐事和故宫厚重的历史感放在一起，同样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反差。许多诸如此类的镜头在整部纪录片里不断穿插出现，将原本高大上的文物修复工作由观众想象的神秘莫测变得接地气，使严肃的故宫充满温情，打破纪录片是文化人特属的刻板印象，扩大了受众的范围。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整个拍摄团队几乎完全由80后、90后成员构成，拍摄时间长达4个月，对故宫的文物修复工作进行了深入了解。在传播传统文化时，以标榜个性、流行为特色的青少年，对于说教式和灌输式教育往往带反抗的情绪。导演叶君表示：“我们是背着唐诗宋词长大的，但用着手机、坐着地铁。我们希望用现代眼光去看传统，用现代人眼光去看故宫。”拍摄团队深谙这一特点，通过许多小故事来表达想要传递的价值观念。譬如钟表组修复师王津在参加展览时，被民间收藏家拉住炫耀自己的收藏品时只是淡然一笑；木器组修复师屈峰一边刻佛，一边缓缓地说出一段蕴含儒家格物致知思想的人生哲言。片中处处流露出对文物修复技术的传承、传统的师徒制和逐渐遗失的工匠精神的思考，不经意间就传达出主流价值观。 　　（三）形态：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媒体纪录片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6》指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达5.04亿，用户使用率为73.2%。近两年来网络浏览量过亿的中国纪录片有9部，其中《舌尖上的中国2》以4.39亿的累计观看量居首，新媒体纪录片正在蓬勃发展。 　　新媒体纪录片并非单纯的将互联网当作播出的平台，在制作过程中必须使其具备互联网特质，时间短、节奏快、线条清晰、浅显易懂，内容更具交互性，符合互联网用户碎片化的接受习惯。根据爱奇艺播放数据显示，《我在故宫修文物》播放次数的移动占比达70%，手机已成为新媒体纪录片观看的主要入口。 　　《我在故宫修文物》总共3集，每集时长50分钟，剧情结构非常清晰，以不同修复门类为线条，由多个故事串联起来。在当前快节奏的生活中，纪录片的节奏也变得明快。该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