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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论：经济依存与安全戒备 　　摘要：目前对东亚安全起重要作用的中美日三大国在经济上处于一定程度的依存状态。一般来说，经济依存是政治与安全合作的基础。然而目前美国及其战略伙伴日本却“倒行逆施”加强对中国的围堵，使得目前东亚的地缘政治竞争反而变得愈加紧张。为什么造成这样的悖论？本文认为，东亚的安全局势受两个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一是由相互经济依存带来的国家间合作的要求；二是传统的国际政治结构带来的国家间地缘政治竞争。之所以出现这种受双重结构影响的状态，原因在于经济依存关系没有彻底克服传统的国际政治结构性影响，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的作用。“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使得各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不同，各国彼此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程度不同，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这三者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的结果是，地缘政治的竞争仍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些国家间发挥着结构性作用。这样，在这种双重结构性因素共同的作用下，东亚安全局势处于一种“悖论”状态。 　　关键词：东亚安全 经济依存 地缘政治 不平衡与综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6）04-0001-16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一方面长期主导东亚局势的大国美国及其战略伙伴日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焦虑，美日联手在安全上围堵中国的迹象不断凸显。另一方面，东亚又是近几十年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尤其是中美日之间的经济关系处于相当高程度的相互依存状态。这使得东亚局势处于一种“悖论”状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经济决定着政治。跨国生产带来的中、美、日之间的经济融合本应是缓和东亚恶性政治与安全竞争的积极因素，具有结构性的影响。但它却没有发挥这种作用，美日对中国的安全围堵反而在这种经济依存关系的发展中得到加强。影响东亚安全的三大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为什么没有产生安全合作的良性发展？如何解释这种矛盾性现象？本文希望借助“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来解释这种经济与安全的悖论，并分析这种悖论产生的内在原因。 　　一、经济的结构性作用 　　经济是决定政治的基础。生产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是决定政治的根本性基础。它具有影响政治的结构性作用。国际关系史曾充分地展示了这一逻辑。 　　1.传统的经济结构及其政治结构性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生产组织是以国家为疆界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在民族国家内进行配置，生产的全过程主要是在国家疆域内完成的。“这种国际经济的模式通过商品、资本和贵金属的流动连接着各国经济……它的主要关注是交换”。这种立足于国内生产的组织方式产生的国际经济模式与国际政治安全结构高度吻合。由于生产的全过程基本在国内，国内生产的成品对外出口、海外市场的扩大带来的乘数效应意味着国内生产和就业的增长，并且影响着国内社会的稳定（见图1）。对一个工业化国家来说，贸易及贸易顺差对国家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在国力的增加上，还体现在国内社会的稳定上。经济上的相对收益既是增进国家安全的重要实力保障，也是国内再生产延续的基础，还是国家获得更多资源提高国内福利与合法性的保证。因此，国家在彼此的经济交往中力争保持相对收益――贸易顺差。然而，这种国内生产组织形式下的国际经济却形成一种“零和状态”：一国的出口增长、市场扩张、就业提升意味着另一国的出口下降、市场萎缩、失业增加。这种经济的结构性作用加剧了结构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国际政治无政府结构的作用：防止一个大国的实力绝对超群，既是安全的需要，也是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经济竞争从不是纯粹的，政治和军事的实力往往是决定经济竞争的重要外在条件，同时经济竞争的胜出也是政治与军事实力壮大的物质保障，是国内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 　　这种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结构作用的一致性在二战前的国际关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自资本主义出现以来，生产要素主要是立足于国内生产关系进行配置。国内生产的对外经济需求是产品的出口与原料的进口。外部市场作为国内再生产条件之一的重要意义在于产品的进口与原料的出口。随着资本主义大国的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作为国内再生产的重要基础――外部市场的重要性就显得愈加突出，大国间为了争夺世界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竞争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资本的帝国主义特征就突显起来。 　　从19世纪末开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大国的国内生产在垄断资本的作用下得到了高度整合。这一过程带来了生产能力的巨大提高，但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必须进一步开拓新市场并改造旧市场。开拓新市场就是通过输出商品和进口原料实现国内大工业化再生产的延续，从而保证经济增长与就业；改造国内市场就是在国内进行政治改造，实施福利国家的政策，在需求上拉动增长。国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