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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国际秩序的耦合性试析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现行国际秩序出现拐点，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也随之成为学术界热议的焦点。本文认为，“修正主义”和“维持现状”的“二分法”无法准确地阐释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因此借用“耦合性”概念，将大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划分为非直接性耦合、控制性耦合和公共性耦合三种类型，并选取权力、制度和价值观三个变量，分析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演变的特点，提出中国将以“改造性介入”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从“控制性耦合”向“公共性耦合”发展的观点。 　　关键词：中国 国际秩序 改造性介入 控制性耦合 公共性耦合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6）04-0070-82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西方大国的普遍受挫与中国经济的异军突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首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共十八大后，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外交布局，体现了中国构建地区秩序乃至国际秩序的初步尝试。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外交的众多新变化，越来越多的讨论围绕着中国将如何应对现行国际秩序而展开。 　　主流学界的辩论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中国究竟会变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还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中国崛起势必会挑战现有国际体系中主导国的地位，主导国同样会对崛起中的中国进行遏制，中国必然会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按照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逻辑，相互依赖的结构性力量和国际机制的社会化进程，加强了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认同，使它倾向于“维持现状”。然而，当前中国崛起的环境已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也决定了诸如此类的“二分法”认识论无法准确阐释中国与国际秩序间的关系问题。本文尝试借用计算机学科中广泛运用的“耦合性”概念来探讨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的联系。 　　“耦合性”（coupling）也被称为“块间联系”，系对软件系统结构中各模块间相互联系紧密程度的一种度量。模块之间的联系越紧密，模块本身的独立性越弱，彼此的依赖性越强，相应地耦合性越强。耦合性由弱至强主要分为非直接性耦合、控制性耦合和公共性耦合三种类型。如果我们将单元国家等同于模块，模块之间的互动所呈现的软件系统结构就是国际秩序的形态，这三种类型的耦合体现了单元国家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在考察这三种耦合性关系的过程中，需要设定三个基本的变量以考察国家与国际秩序的耦合程度：第一，权力的基础。国际秩序的演变源于国际格局的转型，“自从民族国家出现以来，大国就是建立国际格局的主要力量，决定着国际秩序的基本内容，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具有全球性的国际事件，是推动国际秩序演变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可见，大国权力结构是探讨国际秩序的基础。第二，制度的依托。国际秩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是以一系列制度化安排为保障的。基欧汉将国际制度视为国际体系的内在需求，虽然国际制度由霸权国创设，但制度维持的惯性使之即便在霸权衰落之后，依然可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第三，价值观的维系。虽然现实主义认定将一国的价值观念普世化是错误的，但共有价值观的维系仍是形成国际秩序认同最有效的方式。 　　一、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的耦合 　　“秩序”是指一种不混乱的良性状态。“国际秩序”指的则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维持国家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以和平为目标等。现行国际秩序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的国际安排，其权力基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1949年以来，中国从对抗者到参与者再到建设者的身份转换，体现了中国与国际秩序间的耦合性关系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 　　（一）非直接性耦合下的中国与国际秩序 　　非直接性耦合是相关性最弱的一种耦合类型，系指各模块彼此独立，彼此间不发生直接联系。非直接性耦合代表着大国与国际秩序之间较低的关联性，相对于国际秩序而言，国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甚至以封闭状态排斥国际秩序对其产生的影响。非直接性耦合中的大国与国际秩序不具有互构的可能性，处于这种弱耦合关系中的国际秩序最为脆弱。而对独立于国际秩序之外的大国来说，它完全否定现行秩序的合法性，其自身对国际秩序的建构具有一套迥然相异的构想和设计。因此，推翻现行国际秩序是它的战略目标。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近30年间，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是典型的“非直接性耦合”，即中国完全独立于国际秩序，对国际秩序采取“全面去合法性”的态度。 　　从权力基础看，其一，中国国内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完全没有足以影响国际秩序的国家实力。建国初期，连年战争的创伤使中国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