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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如何记载日本 　　戴季陶的名言说得对吗 　　多年以来，说到对中日两国相互研究所持的态度，人们总会想起民国时期戴季陶的名言：“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这段耳提面命的训诫，经过几代人之后，直至如今，还被广泛引用。 　　戴氏的上述评论，应是基于当时国人懵懂于日本政治、藐视日本文化等认识误区有感而发的，但不知其是否也有为他的《日本论》一书出版而造势的目的。然而我们所关心的是，国人日本研究的历程和心态果真如戴氏所言吗？ 　　在《日本论》一开始，戴氏就提出，“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国志》而外，我没有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可见，国人的日本研究者惟有黄遵宪一人可入戴氏法眼。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正式出版于1887年，这部40卷的巨作，被张之洞誉为“出使日本者必不可少之书目”。那么，在黄遵宪前后的时代，中国的日本研究到底如何？ 　　出于不同的历史原因，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日本研究的高潮。在较远的明代，为了抗击倭寇，出现了《日本考》（李言恭、郝杰）、《日本一鉴》（郑舜功）、《日本风土记》（侯继高）等一批优秀的著述。就戴氏提到的黄遵宪时代，也就是清朝末期而言，大量知识分子的东游日记也为时人多角度呈现了活生生的日本社会风貌。而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1884年）和《日本国志》（1884年）、叶庆颐的《策鳌杂摭》（1884年）、陈家麟的《东槎闻见录》（1884年）、顾厚?j的《日本新政考》（1888年）、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1889年）等百科全书式的日本研究，对朝野正确认知日本功不可没。此外，该时期外交官们向政府提交的带有侦察性质的日本报告，质量都较高，为中国面对日本侵略野心做好防范准备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游记、资料集、报告开创了中国研究日本的新局面，并非戴氏一言而能略之。 　　不能否认，任何研究都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平心而论，中国的日本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遥遥领先日本的中国研究。不仅如此，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记载和研究日本的国度，就连日本本身，若要研究汉字传入之前的自家国史，如不凭藉中国史料而仅凭考古发掘等手段，那所谓的研究极易沦为无源之水抑或空中楼阁，面临孤证难立的窘境和风险。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位研究日本古代史的专家，无论国籍如何，都不能无视中国历朝历代所积累的日本传记资料和研究成果。而为此立下筚路蓝缕之首功者，当非历代正史中的“日本传”莫属。 　　中国历代正史中的日本专条 　　中国的文化遗产中，史学可谓最辉煌的一类。不仅史官的设置由来甚古，而且史学体裁也相当进步和科学。最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的史家犹如法官，秉承“寓褒贬、别善恶、重名分、严内外”的《春秋》传统，坚守“中正”的史学精神，雄踞世界史林之首，为后人留下了浩瀚而弥足珍贵的文献。就正史中的日本记载而言，始于《后汉书》，止于《清史稿》，时间跨度达到1500余年。如此延绵不断的外国历史记载之传统，无人能出中国之右。 　　 　　历代正史中列有“倭”“倭人”“倭国”“日本”“日本国”专条的，共有16种17篇，它们分别是《后汉书》（倭）、《三国志》（倭人）、《晋书》（倭人）、《宋书》（倭国）、《南齐书》（倭国）、《梁书》（倭）、《南史》（倭国）、《北史》（倭）、《隋书》（倭国）、《旧唐书》（倭国、日本国两篇）、《新唐书》（日本）、《宋史》（日本国）、《元史》（日本）、《新元史》（日本）、《明史》（日本）、《清史稿》（日本），它们主要为后人提供了日本列岛各时期的地理、社会、政治、习俗以及中日交通往来的情况。记载有繁有简，有主有次，现在读来，尽管免不了猎奇、传闻甚至谬误的成分，但在交通往来限山隔海之时，信息传递迟缓落后之世，这些记载应该显示了当时中国人认识日本的最高水准。 　　因此，上述正史的价值自不用赘言。而如何让世人全盘系统了解中国历史上曾经的最权威日本研究，当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状况又是如何，从而让这些厚重晦涩的文献焕发新颜，这就是我们出版本套丛书的初心所在。而当今东亚局势复杂，中日之间围绕历史认识、领土纷争、海洋冲突等问题关系恶化，互信下降，前途雾里看花。不过，我们可别忘了自己手中所持的一件法宝，即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历史往往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纵观中日几千年的关系轨迹，又何尝不是如此？深挖历史底蕴，谋划未来蓝图，就成为了我们集辑出版此套丛书的奢望。 　　“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 　　出版这套丛书，并非易事，可谓是一项系统工程。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就专门组织了每周一次的“中国正史‘日本传’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