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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恽代英宗教观发展轨迹(共3271字) 恽代英在大学期间，经常参加武汉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曾担任青年会夜校的义务教员。1917年8月，恽代英与同学梁绍文应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到庐山牯岭参加夏令会。在夏令会期间他对基督教徒的嘉言笃行和善心非常赞赏，建议非基督教徒要以基督教徒为榜样，提高自身修养，双方互相砥砺共同进步。通过参加这次夏令会，恽代英对基督教徒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也借鉴了基督教徒的修身经验。恽代英参与组织成立的互助社也吸收了青年会的经验：互助社每次开会，首先是静坐，其次是诵互励文。这与青年会的诵经、祈祷非常相似。互助社的引人向善的宗旨与青年会的道德讨论也有近似之处。恽代英这一时期的“立品救国”的理念受了基督教的启发。恽代英是较早关注并支持教会自立的知识分子之一。1917年，还曾经帮助他的同班同学王安源筹办地方教会。恽代英对武汉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寄予厚望：“宗教独立亦急要事，现今宗教家颇不乏因受外人扶助而爱国心薄弱者，故不可不独立。惟独立之能力，果充分矣呼？”[4]希望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团结一致，相机行事，促成这一事业的成功。不久，他又强调“基督教独立与传教方法之改良，乃中国乃基督教之一大事”，他还鼓励青年会干事“渐结同志，勇猛审慎以进行”[5]。汪伯平深受恽代英的启发，以改革教会自任，实行宗教救国。通过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恽代英认为基督教青年会并非只是基督教徒的团体，在青年会中也有许多进步青年。他在非基督教运动中，也肯定了基督教对社会的贡献。1926年5月在岭南大学演讲时，恽代英解释说：“我们亦是常常被人误解的人，譬如人家知道我是反对基督教的，他们便以为我是如何不尊敬耶稣，不尊敬基督教徒与他们所办的教育慈善事业。其实这许多是误会。”对于教会中人“，我确亲眼看见有些好人，而且我要承认我自己实在受了教会中好人的若干影响。教会所办慈善事业，我相信有很多都出于外国先生们个人的好意。”[6]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一文中，他指出，反对文化侵略应该注意几点，不要反对一般教徒，教会学校学生和留学生，他们这些人中间，不少真诚爱国的人。对于有基督教信仰应该劝其脱离教会，或者“努力谋教会的自立……对于教会的自立运动，与其说是反对，毋宁说是提倡赞成”[7]。 恽代英宗教思想还受到儒家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在1917年的《恽代英日记》中多处提到基督教与孔教问题。他非常重视伍廷芳论孔道的文章，并在日记中大段摘录[8]。尽管恽代英没有对此做任何评论，但他在解释不能信仰基督教的理由时，原因之一就是有违礼俗。这反映了恽代英学生时期复杂的思想。他还认为，基督教思想也有不及墨子之处，“基督教舍己乃有升天亲帝之欲望，尚不如墨子纯以兼爱之理舍己”[9]。总之，在这一时期，传统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互相碰撞，使得恽代英的宗教思想前后不一，甚至有互相抵触，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他强调宗教信仰没有必要，宗教阻碍人类进步，宗教应该废除。另一方面他还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并对基督教徒良好的人格和情操非常赞赏，从中还吸收了青年会在学生团体方面的经验。 恽代英在中华大学读书期间，有“立志终身教育事业”的打算。毕业之后受校长陈时的邀请留校任教，开始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恽代英并不赞成阶级斗争，他鼓吹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推行“力行救国”。他认为“：热心去革命的，须知革命不是治疗百病的神方，便在破坏一方面，亦非能具备几个条件不能生一点效验。这样，便我们决不可只任我们血气之勇，不学问，无修养地闹什么革命。”[10]《我的宗教观》一文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恽代英的宗教思想。针对“少年中国学会”有宗教信仰者不得入会的决议，恽代英认为应该暂时撤销，原因是对神的存在应该持怀疑态度。“我的真意思，原不至绝对反对神的存在，原不至不承认宗教有或然的真实价值。”对于教会的现状，恽代英认为，他们之中不乏好人，“只是他们太看中了传教，太看轻了做实际的事业。一切行为，太分多了精神于引诱人信教的那方面。”[11]恽代英曾经主张教育救国、人格救国，倡导养成善心，达到“立品救国”的目的。他对工读互助情有独钟，创办了利群书社，发扬互助精神，培养青年，促其进步。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教育救国实践的失败，恽代英逐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开始谋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团体，李大钊、毛泽东、赵世炎、张申府、刘仁静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都曾经是该会会员。恽代英宗教思想的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与少年中国学会发起的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密切相关。此时，他开始用唯物主义的理论批判西方唯心哲学，改变了学生时代无神论的立场，提出了“怀疑论”。这说明恽代英还没有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还不能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宗教批判的理论武器。恽代英“怀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