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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作为建构完整动态理论的假设 　　经济学无法仅从自利假设建构出动态理论，需要另一项能随时挑战决策环境并付诸行动的假设，而这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米塞斯理论的核心，但他并未发展出完整的动态理论 　　前言 　　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假设个人行为以自利为动机，以利润（含效用）的极大化为决策标淮，建构出可操作的分析模型，去理解、预测和影响经济现象。但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的新竞争情势压迫各国厂商追求持续创新，该理论的适应性逐渐遭到质疑。当创新转为活跃时，传统上假设为不变或缓慢地随所得和消费变化的商品结构、生产结构、价格结构等都出现密集和巨幅的变动。也因此，诚如罗默（2015）的诉说，建立在均衡理论基础上的经济成长理论“在过去二十年来并未获得任何科学上的进展已成共识”。 　　均衡理论的困境让我们想到一句在奥地利经济学派（以下简称“奥派”）圈内甚为流行的话：百年来，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进步都是来自对主观主义的进一步应用。本文认为，均衡理论已丰硕地完成了静态分析的发展，唯有进一步纳入主观的企业家精神才可能踏入（真正的）动态理论的范畴。虽然企业家精神是奥派的核心概念，但他们也尚未成功地发展出完整的动态理论。论其因，除了学者在阐释该概念时的不一致外，或许更该归因于这些论述将行动人之功能假设的企业家精神与市场过程之实际企业家的能力混为一谈。本文试图提出以企业家精神建构完整之动态理论的一种可能途径，不论是放在奥派典范或是新古典学派的典范之内。 　　本文架构安排如下：除作为前言之本节外，第二节将回顾均衡理论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的发展及面临的难题，第三节讨论奥派学者在论述企业家精神上所遇到的局限，第四节将从文化演化论视野去建构完整的动态理论，第五节为本文结论。 　　均衡分析下的动态理论 　　经济学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运作，而非记录过去或现在的运作。若以当时的重商主义背景论，《国富论》的确是这样。这传统经由古典经济学发展到当前的均衡理论。均衡理论利用数学重新陈述对自由经济的追寻，以数学关系式去表达未来景象的均衡条件。它充分发挥数学的可操作性，发展出一套严谨的比较静态分析，提供以可操控变数去影响均衡配置的科学手段。该理论关心均衡的存在条件，也讨论这些条件是否符合柏瑞图最适配置条件，因为这一致性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文字陈述的“看不见之手定理”。 　　早期经济学者相信个人偏好和生产技术无法在短期内变动，只有个人期初拥有的资源配置和政府权力才是可操控变数。其中，上一期的窖藏种子不仅是个人的期初资源，也把个人的决策连结到下一期。只要给定种子的发芽几率，静态的均衡理论就可以轻松地延展到两期或无限期。种子可以改为资本财，只要添加一条关于资本财存量的累积方程式。但资本财不同于种子，非个别经济单位能自行生产取得，必须仰赖资本财市场。遗憾的是，均衡理论放弃了繁复又异质的资本财市场，简化为以货币为交易标的之资本市场。只要将个人效用改为跨期效用，均衡理论就可以探讨多期的均衡配置，也就是经济成长理论。在经济成长理论中，可操控的变数多了货币供给量和重贴现率。 　　索洛（1956）在最早的经济成长模型里接受外生给定的生产力（包括技术）参数，仅视个人储蓄率为可操控变数。之后的发展有二，其一是将个人储蓄率转化为个人决策的内生变数，其二则是将外生给定的生产力转化为可操控变数。直到罗默（1990）提出的内生成长理论，才进一步把生产力从可操控变数转化成模型的内生变数。除了给定的期初资源和个人效用仍为外生参数外，新的经济成长理论只剩下政府有能力透过资本市场的可操控变数去影响经济成长。然而，经济现实却是，各国的一连串宽松货币政策和接近于零的利率并无法有效地带动经济成长。 　　诚如科兹纳（1973）所说的，均衡理论是沿着严谨的轨迹发展。若其会失灵，其原因必然隐藏在其假设里。让我们就均衡理论现有假设的四点隐性假设加以讨论。 　　首先，均衡理论为了重述看不见之手定理，不得不采取方法论个人主义，假设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决策者。他们继承了亚当?斯密，以自利作为独立自主的决策标准。以自利为动机的个人不会主动限制自己的发展方向。然而，该理论为了保证均衡的存在，把个人限制在单一商品的交易。不论这单一商品是不具替代的特殊商品或是不存在替代的总合性商品，都让个人决策只剩下数量的选择，排除了创新商品的空间。商品创新遭限制后，超额需要就只会反映到价格以及衍生的供给数量的增加。超额需要是催生新商品的有效力量。如果创新不受限制，超额需要会催生新商品，并会带走大部分的超额需要。这样，原商品的价格就未必会上升，甚至会下跌。反过来说，当生产者看到商品价格下跌时，除了担心需要减少外，或许更担心新商品的出现。 　　第二，均衡理论的均衡绝非资源的最适配置。当社会的知识被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