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中国“杂交水稻之父”.docVIP

袁隆平：中国“杂交水稻之父” 　　1973年，袁隆平率领科研团队开启的杂交水稻王国的大门，在数年的时间内就解决了十多亿人的吃饭问题，有力回答了世界“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如今，中国杂交水稻已在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和推广，并被冠以“东方魔稻”、“巨人稻”、“瀑布稻”等美称，甚至将之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媲美。 　　少年胸中有大志 　　袁隆平的少年时代充满磨难，20世纪30年代，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着中华大地，他随着父母四处迁徙，先后辗转于北京、重庆、南京、武汉，在逃难中饱尝艰辛，看到携家带口的人群，目睹横尸遍地的街巷，无数悲惨的景象冲击着他幼小的心灵。 　　国破山河碎的残酷现实，激发了袁隆平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志向。 　　由于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父母又都是知识分子，虽然生活颠沛流离，但袁隆平一直接受着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教他国文，母亲启蒙了他英文。 　　1948年，袁隆平随全家迁往南京，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附中。高中毕业，父亲劝他报考南京的名牌大学，将来做官出人头地，而袁隆平和那个年代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他倔强地选择学农来“曲线报国”。1949年，他考入重庆湘辉农学院（今西南农学院），主修遗传育种学专业。这一选择决定了袁隆平的人生轨迹，也使他的人生丰富而传奇，中国也因而出现了一位蜚声世界的农业科学家。 　　1953年，袁隆平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被分配到偏远的湘西安江农校教书。 　　“杂交水稻之父” 　　上个世纪60年代，湖南省安江农校早稻品种试验田里，袁隆平被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吸引了：株型优异，穗大粒多。 　　他蹲下身子仔细地数了数稻粒数，竟然有160多粒，远远超过普通稻穗。兴奋的袁隆平给这株水稻做了记号，将其所有谷粒留做试验的种子。 　　第二年的结果却让人很失望，这些种子生长的禾苗，长得高矮不一，抽穗的时间也有的早，有的迟，没有一株超过它们的前代。 　　袁隆平百思不得其解，根据蒙德尔遗传学理论，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应该不会分离，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灵感的火花来了：难道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而当时权威看法是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不具有杂交优势。 　　从这时开始，袁隆平下定决心不为权威所限，通过科学的研究揭示出水稻杂交的奥秘和规律。1966年，他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述了水稻具有雄性不孕性，并预言：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带来大幅度、大面积增产。这就是袁隆平首创的“三系法”杂交水稻。 　　方向找到了，并不代表研究就一帆风顺。从纸上理论到田里的累累稻穗，杂交水稻研究走过一条充满荆棘的艰辛之路：他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人为的毁禾、地震的死亡考验，以及试验技术上的数次重大失败等。 　　袁隆平和助手尹华奇、李必湖轮流到气候温暖的海南、云南等地育种，用1000多个品种的常规水稻与最初找到的雄性不育株及其后代进行了3000多个试验，但能保持不育特性的比例不但没有提高，而且不断下降。 　　袁隆平静下心来阅读国外有关高梁杂交试验的论著：杂交高梁不育系是用西非做母本、南非高梁做父本的远缘杂交成功的。灵感再一次显现：利用野生稻走远缘杂交之路。 　　在袁隆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70年，两名助手在海南找到了野生稻雄性不育株。袁隆平确认后，将这株珍贵的野生稻命名为“野败”。1971年，袁隆平无私地将“野败”材料提供给全国各地的研究者，大大推进了杂交水稻在全国的研究。 　　失败并没有就此离开。1972年，袁隆平和助手将“野败”与栽培稻杂交转育成功的杂交水稻，试验的结果只表现在禾苗长势上，除了稻草比常规稻多一倍之外，稻谷没有表现出增产优势。 　　当时，杂交水稻怀疑论者嘲讽地说：“可惜人吃的是饭，不吃草。”袁隆平顶住巨大压力，认真分析试验后判断：这次失败，恰好证明了杂交水稻具有优势，关键是将这种优势向稻谷发展。在他的指导下，研究人员改进品种组合，在第三年达到亩产505公斤，比常规水稻增产30%。 　　高龄的科研“跳高运动员” 　　“三系法像包办婚姻，两系法是自由恋爱，超级稻是独身主义。”这是袁隆平对杂交水稻演变过程的形象比喻。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超级稻，从亩产400公斤到600公斤再到800公斤，他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 　　1973年10月，在全国杂交水稻会议上，袁隆平发表论文《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1976年，杂交水稻开始进行大面积推广，全国达到208万亩，增产全部在20%以上。1981年，袁隆平被授予新中国第一个、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 　　1982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学术会首次公认：中国科学家袁隆平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