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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皮书“拐点”和贵州发展新时空 　　中国经济在遭遇和建构新常态时期，成为一个对外投资大国，这给贵州的发展提速带来了新的宏观外部性。 　　5月7日，在京参加了主题为“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机制与挑战”的中国智库论坛，拿到了一本新书《中国开放褐皮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元年（2014--2015）》（以下简称褐皮书）。这些年白皮书、蓝皮书见得多，“褐”皮书不多见，但全书高达50余万字，一时难以卒读，只好装入行囊，带到成都，9天后，才得以一阅。经济学家樊纲说，这书是综合开发研究院每隔一年做的一个研判过去两年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形势、走势、新问题与挑战的综合性报告。但我觉得，这个看似研判“过去时”的报告，实际刻画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进程，定义了当今发展的格局，梳理与分析了多领域开放的路径，建构了引领未来的非常意味。从区域经济学角度理解，或许这更多的是一种发展的时空背景。 　　褐皮书揭示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个历史性转折。中国打开国门，引入外资，迎接全球化，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实。但从初步取得些成绩，到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国的开放出现了一个“拐点”――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净投资（ODI），第一次超过了实际利用外资（FDI），2015年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大。中国ODI超过FDI，褐皮书锁定了这一研究对象，2014被定义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元年”，被看成了一个“拐点”。前财政部长项怀诚说：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是一个风向标。 　　中国ODI超过FDI，为啥是一个里程碑与风向标？我理解这首先源于开放作为国策，浸润着一个历史的经典智慧。在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充满未定变化的一个档口，重申了一个历史的教训。《开放与国家兴衰》一书有个观点：考察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凡盛世，无不对应着开放、开明的国家政策。而基本教训是：500年间中国三次丧失了主动对外开放的战略机遇。从15世纪开始，中国因王朝更迭、体制和政策执行者因循守旧，三次与开放错期而行，分别是出台实行海禁政策的明代、所谓自信满满的清代康乾和闭关锁国的晚清时期。统治者的错误认知和政策的错选错配，铸成了让人痛不欲生的国运衰落。 　　当代中国实行开放国策虽只有30余年，却证明了开放是改革最大的同盟军。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加入WTO，中国经济获得跨越式发展。曾几何时，中国入不入世，争论何等激烈，入世有害论曾喧嚣一时。然而事实却是：2001年我国经济总量为11万亿人民币， 2012年就达到了52万亿，2015年达68万亿人民币。加入WTO 十年增加40万亿，15年间增加50万亿。开放带来了巨大红利。换一个角度想，50万亿对贵州意味什么？随手查查统计公报，2015年贵州GDP总量为10502.56亿。贵州作为一个计量单元，在中国入世15年时终于加入了万亿俱乐部。 　　一般而言，真相永远是一个稀缺品，500年错失机遇期和30年开放证明的真相和真实，可以是救国救民的未来指南。以大历史观的角度看经济学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超拐点的出现，在于开放的特点变化，说明开放战略的内涵在延伸和深化。中国的现代性，已植根于与世界互动、依存关系的加深之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努力初期阶段以吸引利用外资为主，现阶段出现的重大转折是“走出去”超过了“引进来”。 　　一个大国经济在迅速崛起时，能不能与世界经济在环境、资源配置和增速等等方面实现再均衡？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走到了一个矛盾凸显期，外贸下行、外资下降，曹远征说，今年4月他去法兰克福参加欧洲央行会议，与会者中有53%的人认为2016年世界经济最大风险是中国经济硬着陆。可见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深度关联，已到了会引起世界不安的状态。如此情况下，中国假如重新出现不开放的历史反复，等待后面的危机对内可能是再现内化封闭选项的浩劫。 　　中国经济在遭遇和建构新常态时期，成为了一个对外投资大国，这给贵州的发展提速带来了新的宏观外部环境。情况似乎变得更有利了，但变化与变量中挑战和机遇也就更微妙地并存。比如，落后亟待发展的工业化直接撞上了产能过剩，出口面临一般性的产品饱和，贵州的产业需要更精准、更高端、差异化鲜明的定位。贵州发展出现新时空，好处是更能在开放和改革的大格局下寻找突破口，实施长板战略。贵州如能做到有效积累后发优势，那实现赶超应该是看得到的前景。 　　（责任编辑/张立人）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