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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诉讼行为入罪初探 　　内容摘要：虚假诉讼是虚构事实或证据提起民事诉讼或仲裁，严重妨害司法秩序，以获得他人财产或实现其他不法利益的行为。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元发展，虚假诉讼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日益猖獗，其社会危害之大不言而喻，因而应具有可罚性。由于我国现行《刑法》没有规定虚假诉讼罪，不仅导致了审判结果的不统一，而且引起了理论界对虚假诉讼行为定性的争论，因此刑法应增设“虚假诉讼罪”以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了“虚假诉讼罪”，并于2015年11月1日起生效。至此，刑法规定了虚假诉讼罪，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 　　关键词：虚假诉讼 定性分析 犯罪构成 　　2009年5月初，舟山市华泰石油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某向乐某借款250万元，后归还本金及利息，但未索回借条。8月20日，乐某以该借条为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郑某归还欠款及利息。法院审理认为乐某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计人民币五万元。〔1 〕如果说前一个案件以起诉人乐某被判罪量刑为结局，那么下一个案件以起诉人黄某未被定罪量刑为结局。黄某在收到王某支付的款项后即当面写下收条，但却把事先代写的收条交给王某；后黄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王某支付款项。最后，法院通过再审程序判决黄某败诉，但黄某只受到了再审法院的训诫并未被追究刑事责任。〔2 〕 　　以上案件都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以虚假借条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获得利己裁判而占有他人财物的虚假诉讼行为。针对本质上都是借助虚假事实或证据提起虚假诉讼从而误导法院作出利己判决以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不仅学术界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多称其为“诉讼欺诈”或“虚假诉讼”；而且法院作出的判决也大相径庭，前者被判构成诈骗罪，后者却被判无罪。以上列举并非个案，仅仅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虚假诉讼案例，此类事件在全国大有蔓延之势。虚假诉讼行为不仅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亵渎了法律的尊严，而且损害了司法权威和法院形象，刑法理应增加虚假诉讼罪。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顺应形势需要，于2015年8月29日通过《刑法修正案（九）》（2015年11月1日起生效），规定了“虚假诉讼罪”。 　　一、虚假诉讼行为定性纷争的回顾 　　（一）立法司法对虚假诉讼行为的定性 　　1.立法方面。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法院，对虚假诉讼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或作无罪处理或认定为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妨害作证罪等，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差异的判决呢？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现行《刑法》没有规定虚假诉讼罪，因而法院或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由作无罪处理，或根据具体案情以与其行为相近的罪名如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妨害作证罪等予以处罚。虽然现行《刑法》没有规定虚假诉讼罪，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第113条 〔3 〕规定了虚假诉讼行为。 　　在民事法适用领域内，虚假诉讼行为，是当事人之间以及被执行人与他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行为。虚假诉讼行为的危害后果有大与小、严重与不严重、构成犯罪与不构成犯罪之分，《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 　　2.司法方面。针对实践中出现的虚假诉讼问题，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向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发出《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 〔4 〕（以下简称《答复》），专门指出虚假诉讼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民事制裁而不宜按诈骗罪处理，如果其手段行为构成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或妨害作证罪则按该罪处理。从内容上看，最高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坚定地遵守了罪刑法定原则，认为虚假诉讼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按犯罪处理，但又迫于当时《刑法》没有与其相符的罪名，只能退而求其次处罚其手段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最高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作出的《答复》指示不作诈骗罪处理，但2002年10月之后地方法院对虚假诉讼案件一般仍判为诈骗罪，可见法院系统与检察院系统的处理意见不相一致。之后，也有地方法院和检察院吸取不一致的教训，采取了联合出台的方式，比如2010年8月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以及2013年10月2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司法厅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的规定》，力图规制日益猖獗的虚假诉讼行为。但是，作为地方司法机关，地方法院和检察院毕竟不具备将某种行为认定为犯罪并加以刑罚处罚的立法主体资格，因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