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迁移与综合，或诗的潜能.docVIP

跨越、迁移与综合，或诗的潜能 　　方婷：谭毅，你好。最近两年，持续地读到了你的很多诗歌，惊讶于你写作上的变化，也惊讶于你写作的能量。我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进入到自觉的创作又是什么时候？写诗给你带来的最大开放是什么？ 　　谭毅：方婷，你好！谢谢你关注我的诗。我最初的几首“诗”写于 2006年。那时，我还在海南大学人文学院读研。耿占春是我的导师，多多是我的任课老师之一，他们两位都是诗人。但在他们的课堂上我并没有开始写诗。某一天，我得知一行要在海南大学举办一个诗歌朗诵会。我对这样的活动感到好奇，就尝试着写了几首诗，交给一行。我的诗歌写作就是从那次朗诵会开始的。到了 2007年 3月，我才突然进入持续的写作状态。我 2008年也来到了昆明，在此之前的一年时间里，我写了许多诗，都放在《夏天》那本诗集里了。所以，从《夏天》这本诗集开始，我算是进入到了“自觉写作”的阶段。 　　诗歌给我最大的开放，是意识到无论研究问题还是围绕问题虚构出它的现场，都有许多种可能。当我听到人们说“这……绝对不可能”的时候，我的想法是，我们还没有为这种可能找到一种引进的方式。当然，引进需要条件。但人们所说的、必须具备的“条件”，经常变成了谈论和制造“绝缘层”，或者以“淹没”的方式封闭一个水下世界。同时，诗歌也让我接触到了“虚构”这个问题。我的文本和诗中的角色和经历，都是虚构的。比如在小说《论线》中，我虚构了包围角色的城市，这些城市可以像气流或水那样浮动；同时，我也为城市虚构了这些角色。而文本的作者，也就是“我”，在某些时候也像是被他们、或和他们一起在虚构中产生的。 　　方婷：从诗集《夏天》、《家族》、《形态学》、《暗语》到最近的《天空史》，能看到你写作上的一系列变化，且从诗歌质地和形式上可以发现，这种变化从单纯、纤细逐渐朝向混沌、庞大和综合，这其中包含着怎样的诗歌追求？在思想上你是如何展开这一变化的？ 　　谭毅：谢谢你对我诗歌质地和形式所做的描述。我的写作起点不是受到阅读的影响而发生，所以我的写作思路，一开始并不清晰。类似于一只兔子，出于对吃和挖的兴趣，想造一个跟胡萝卜的形态差不多的洞。我那时候的诗，也试图解决问题，但这些问题很难说是严肃、庞大的；而我的解决方式也只是对局部知觉的分解和重组。当时，我是一个在类似于兔子的动物状态中沉迷的人。但是动物的世界也是相互影响，并且趋向于扩张的。 　　如果我的诗歌在走向庞大和综合，那是因为我面对的问题需要更复杂的处理。在我读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我的母亲邹陶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并于前年去世。她患病的那几年，因为记忆力受损，过去那些清晰和模糊的部分以及它们的组合、影响行为的方式，都改变了。就像一列火车，已经被拆掉，却还在朝黑咕隆咚的地方开。那些猛烈的、强迫性的经验贯通过来，有许多是我以为自己绝对不会拥有的；或者说我以为类似的经验，我在父亲去世前后，我已经获取得足够丰富了。如果对我母亲这样一个病人来说，想要描述过去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事情几乎是动摇的、不稳定的、难以让人信服的，那么，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我记得在她病后搬来和我们一起住的那一年，我写了一组诗《人体结构手册――给看不见世界的母亲》。我完成之后发给诗人哑石。他后来将这组诗刊登在《锋刃》（2012年卷）上。但他说，他读后有些失望，认为我这组诗没有达到他的期待。这让我想到，真实是难以置信、难以解释的，尤其在我们的想象力与之尚不匹配的时候。 　　如果说我的写作中包含有什么追求的话，那就是接受问题，并在我的“文本试验室”里进行迁移、再生、吐露、演化……调整它们的要素、比例、清晰度之后，它们像是被火车喷出的烟被重新塑造过了，像是一种新的病毒，一种混合和变异之后的病毒。这些病毒会改造问题的身体形态和求生方式。 　　方婷：看到《天空史》这个题目时，我一下就想到了普林尼的《自然史》，但那是关于自然的博物志，恰好里面遗忘了“天空史”。而你的《天空史》从立意来看，兴趣则不在博物，而是对古典、现代、未来等不同历史场景中天空的理解和想象，形式更靠近历史诗剧。能不能谈谈你写作《天空史》的因由和三卷的构想？ 　　谭毅：昆明特殊的海拔和空气能见度，向我清晰展示出“天空”这一视野。这是我在成都、北京、海口居住时没有经验过的。在《家族》那首组诗中，我简略地写过一位“天文学家”。他不是一个孤立的角色。促使我创造他的兴趣，也促使我创造一系列和他有关而又秉性不同的角色，以及相互影响的、有各类共鸣器的事件与区域。 　　你说得很对，《天空史》的志趣并不完全在“博物”。在诗集《形态学》中，我已部分地处理了“博物”的问题。我的确希望以“历史”的方式来展开对天空的理解。《天空史》的第一部名为《诸神的天空》，第二部名为《天空的博物志》，第三部名为《机器时代》，大体上是按照历史的线索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