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单中心，超级首都演变史.docVIP

跨越单中心，超级首都演变史 　　北京“摊大饼”式的单中心扩张模式，让心脏的负担过大。另外再建一个心脏，让血液有一部分流过去，才能缓解心脏的压力。通州副中心就是这样一个辅助的心脏。 发酵：双中心的可能性 北京前门――正阳门箭楼 　　行政中心搬迁，对北京来说并非突如其来。事实上，这一议题真正进入讨论，是在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后。和50年前的“梁陈方案”一样，出发点也是保护旧城。当时要编制2004～2020版北京总体规划，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时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所所长，他提出一个方案，“北京如果要保护旧城，必须在空间上分离”。赵燕菁告诉我，当时中央让他们论证旧城中心区到底能盖多高。他们回复，中心区是一寸都不能盖高的，古代是多少就是多少。那么，由此带来的城市功能损失应该在新区得到解决。当时他略为夸张地形容：“要么把故宫搬走，要么把行政中心搬走，两者只能留一个。” 　　如果行政中心要搬，搬到哪里去呢？赵燕菁当时的建议即是通州。“奥运会之前，有两次改变城市机构的机会，第一次是奥运场馆的选址。曾提出选在南城，带动整个城市往南走，往天津方向走。北京东南方向的亦庄作为备选方案，结果在最后一分钟被放弃。最终还是选在了中轴线以北的延长线上，理由是中轴线有历史和文化上的传承，而且机场在北边，亚运村的基础设施也在北边，而当时能让北京选上是头号任务，选不上连规划都不用做了。奥运场馆选在北边了，那地铁就要跟过去，高速公路、公共服务全都得围着，最后北京的单中心结构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强化了。”赵燕菁说，在奥运会选址已经无法更改的情况下，当时行政中心搬迁可以选择的副中心只有东南两个方向。“在这两个方向里，副中心首先要避开其他城市功能扩张的用地。提出选择通州，则因为可以沿长安街延伸行政功能，有利于行政职能的分期迁移和水平分工；通州的对外交通，特别是对中央行政功能影响较大的机场交通条件很便捷；通州的水系发育也有相对丰富的自然素材，有利于通过设计形成壮丽的景观形象。” 　　当时的想法是搬迁中央行政中心。理由很简单，中央行政及其相关附属职能在北京经济和空间上的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成为一个需求“黑洞”，任何企图逃逸出其引力范围的功能分解都不可能获得成功。比如有句著名的顺口溜：“二三六九中，全城来办公。”就是抱怨机关分散在二里沟、三里河、六铺炕、九号院和中南海五个地方，其辐射之广可见一斑。“那个时候中央找北京市要的地，全部加起来有好几十平方公里。我们就觉得，那还不如索性集中起来，建个新城，再把老城的部分功能搬过去，副中心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建起来。”赵燕菁说，报告交到北京市，当时的市领导都有批示。“他们也认为，因为首都功能，因为旧城保护，北京的增长潜力都被抑制住了。当时市领导还说，如果中央不搬，那北京市就要搬。” 2008年奥运会后首钢搬迁，是北京经济结构调整的标志性事件 　　然而，最终写入2004版北京市总体规划的“两轴、两带、多中心”方案，是一个四面开花的均衡发展方案，并没有明确提及中央行政中心搬迁。“相当于迈出去了第一步，指出北京需要进行战略性的空间结构调整，但是涉及第二步‘如何调整’，却并没有捅破中央行政功能需要空间分解这层纸。”背后的原因被普遍视作一种复杂的心理“图腾”作用――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作为国家的象征，已经成为一种国民心理定式。但是赵燕菁认为，天安门上根本没有行政办公功能，人民大会堂也基本上是一个集会的地点，而非实际办公设施，所以中央行政功能的外迁，不会对首都“心理定式”功能产生任何影响。他形容，这就相当于一个医生猜想病人绝对不会接受开刀这一最佳解决方案，于是干脆不提，转而推荐效果较差的保守疗法。但是这种拖延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病人耽误彻底治疗的最佳时机。 　　为什么改变“单中心”城市结构是最佳方案呢？赵燕菁引入一个城市经济学分析框架：“城市就像一个公司，土地是它的产品。城市间的竞争就是看谁能将自己的产品――土地――用最合理的价格卖给尽量多的城市消费者――个人或企业，从而使收益最大化。城市的收益主要来自两方面――税收和地租，而如果把税收也看作广义的地租的话，城市所有的收益都来自于土地。城市的增长总是受制于土地价格的上升：当城市扩张的好处大于土地价格上升的坏处时，城市发展趋于扩张；当城市土地价格上升的坏处大于规模扩大的好处时，城市的发展趋于减慢甚至停滞。因而，城市空间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寻找合适的空间结构，使增长的效益大于成本。” 　　赵燕菁分析，在传统的经济地理模型里，土地大多被假设为均质和无差异的，而现实中，城市土地的价格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并不仅仅是土地供给的数量决定的，而更多是由土地供给的区位决定的。几乎所有城市的物理边界，都可以近似地看作无限的，因为很少城市用完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