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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体用问题 方 克 立 今年4月下旬，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二周年，“中西文化交汇下的中国哲学重建”学术研讨会在 长沙岳麓书院召开，我应刘鄂培同志之约给会议写了一封贺信，在信中提出了可以把张岱年先生的 中、西、马 “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概括为 “马魂、中体、西用”的新思路，引起一些质疑和 讨论。会后中国海洋大学陆信礼博士来函介绍了会上讨论的情况，我于5月7日复函说明我为什么有 这种看法以及思考、研究此问题的过程。此后陆信礼博士又多次来函讨论这个问题，并有若干颇具挑 战性的 “进言”。我于5月28日再次复函阐述自己的观点，可以看出已经明显处在牵补架漏、力争 自圆其说的 “防守”地位了。不过我仍然觉得这些讨论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 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上个世纪40年代贺麟先生写了 《文化的体与用》一文，80年代张岱年先 生写了 《试谈文化的体用问题》、《文化体用简析》等文章，对这个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理论问题作 了现代阐释。而在事实层面，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体用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它所包含的理论内容 和现实意义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著名文化学家、《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 (人民出版社，2003年 版)一书主编邵汉明同志表示愿将我的看法在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发表，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我也希望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陆信礼博士，我们在电子邮件中的讨论促使我 写了后两封信，他的热情与颇有思想力度的提问是主要动力。 一 、 致刘鄂培、朱汉民 鄂培 、汉民同志 ： 24日在岳麓书院召开的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二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本来是打算去的，不料 最近医院化验结果不太好，加之今年南开和社科院有三位博士生毕业，他们的论文修改正处在关键时 刻，主客观条件都不允许我从容赴会，我不得不为失去这次学习交流的机会而感到十分遗憾。 张岱年先生是现代中国哲学界的泰斗，也是我们永难忘怀的敬爱的师长。他去世后，我首先思考 的是张先生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的问题，已经写了文章，后来考虑得更多的则是他对 当今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意义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道：“他所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 础和主导的中、西、马 ‘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未能充分实现，至今 仍然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①张氏兄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指出了一条 “孔子、 列宁、罗素三流合一”，“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哲学新路，70年后，我们仍在热烈讨论 关于 文化体 用 问题 中哲、西哲、马哲的关系问题，如何打破它们之间的 “学科壁垒”的问题，如何建设充分吸收了人 类文明成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这些讨论所趋向的结论，实际上又回到了70 年前张先生所倡导的中、西、马 “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思路。凡是多少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人， 无不在深切的反思中感慨系之。 上个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先生明确提出了 “文化综合创新论”。综合创新论一方面得到了学术 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同时也受到一些批评和质疑。批评者把它看作是没有原则的 “文化融合论”。 其实张先生在讲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和中、西、马关系问题时是有着明确的坚定的原则性的。他反复强 调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其一，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 其二，中华民族是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主体，必须坚持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民族主体性 即是民族的主体意识，亦即民族的自觉能动性，其中包含民族的独立意识、民族的自尊心等等。?? 民族的主体性还含蕴着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民族文化的自主眭。”② 其三，对中西文化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要以开放的胸襟学习、借鉴、吸收西方文化和人类文明 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作为 “他山之石”为我所用。 最近我受经济学界讨论中、西、马关系问题的启发④，觉得似乎也可以把张先生的新文化建设理 论概括为 “马魂、中体、西用”论。“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 则；“中学为体”即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 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西学为用”即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 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这一概括主要以张先生的有关论述为依据，其解释内容与经济学 家的类似提法还不完全相同，“中学为体”也显然不是张之洞和现代新儒家讲的那种意义。 关于新文化建设的方针，如何处理不同文化、文明的关系，中国人喜欢讲 “体用”模式。而 “体”、“用”范畴的涵义又可以作多种解释，因此认识分歧往往很大。张先生在80年代也写过几篇 讨论文化上的体用问题的文章。一般而言，他是以胡瑗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