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育人体制的探索和实践(共4819字).docVIP

黄梅戏育人体制的探索和实践(共4819字) 传统的育才方式：民间教习 解放前，黄梅戏是地方小戏，它的人才培养方式和许多地方小剧种一样，采取师徒相传、口传心授的个体培训方式。这种民间化的人才培养途径又可以分两种方式：一是“投师学艺”，如黄梅戏早期著名艺人丁永泉先后师从叶炳池、胡普伢，潘泽海拜入丁永泉门下，师承丁氏旦角艺术，严凤英拜严云高为师，学唱黄梅戏；二是“艺学家传”，如丁紫臣、丁翠霞均从幼年就开始随父亲丁永泉学唱黄梅调。潘璟琍7岁从父潘泽海学艺。这种民间教习的方式注重技艺的传授，传授者能根据学习者的不同天资禀赋施教，且实践机会多，技能掌握快。潘璟琍从父学艺的当年就曾登台，在《莲花庵》中饰演宝儿，天真活泼，有“七岁红”之誉。严凤英13岁学艺，15岁登台演出，16岁即唱红安庆。这种民间教习的方式在漫长的摸索和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传艺经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培养了大批人材，使黄梅戏代代相传，血脉延续。后期，有的黄梅戏艺人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改良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他们曾借鉴昆曲、京剧“科班”的教育形式，于1922年和1930年先后开设罐子窑班、方立堂教场等科班，集中收徒，成批传艺，培养出查文艳、丁继周等知名黄梅戏艺人。但黄梅戏家底较薄，属于民间草根艺术，尚不具备社会传授的经验和文化传授的能力，还是依赖民间教习途径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渠道。这种民间教习方式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的，然而它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旧社会黄梅戏艺人大多出身于社会下层，大部分艺人都不识字，没有文化，学习者无法学习到理论和相关文化知识，因而文化素养较低，无法实现全面发展；同时，这种个体传授模式往往偏重于实践模拟，忽视人才创造性的培养。这些缺陷最终制约了学习者在艺术上的发展和成就，也阻碍了剧种的健康发展。 现代育人体制的探索和实践 建国后，戏曲艺术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得到了高度重视。各级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对黄梅戏进行了全面的发掘、抢救和清理、继承工作，积极筹建黄梅戏专业学校，有力促进了黄梅戏新一代人才的培养工作。黄梅戏很快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面貌焕然一新，先后出现了两次发展高潮，展示了现代科学育人体制的优越性和有效性。 （一）演员进修班 建国初期，为了加强戏曲艺人在政治、文化、业务上的学习，国家、省市各级文教机关举办了各种戏曲演员进修班、讲习会。同时动员大批新文艺工作者参加戏曲工作，帮助艺人提高政治、文化修养，并进行艺术合作。1952年，安徽省政府主持举办了“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严凤英、王少舫、张云风等大批黄梅戏艺人参加了培训班。同年，安庆举办了安庆专区艺人培训班，安庆地区的许多黄梅戏工作者参加了培训班的学习。1955-1957年文化部委托中国戏曲研究院开办了三届戏曲演员讲习会。1957年的第三届演员讲习会在上海、广东两地同时举办。参加上海班学习的有姚澄、严凤英、王少舫、郑奕奏、尹桂芳等200人。主持这三次讲习会的班主任是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张庚、罗合如、陈虞荪、白驹荣、马师曾等则分别任副班主任。参加讲课的有张庚、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盖叫天、俞振飞、华传浩、欧阳予情、马可、马少波、阿甲、郭汉城等。另外，各剧种的知名演员也都分别讲授了个人的表演经验，充分体现了教学相长，共同提高的特点。通过这些演员进修班、讲习会的学习，明显提高了黄梅戏艺人的整体素养，这也是黄梅戏成人教育的开端。人民政府的重视和党的关怀，政治和文化的全方位联姻，使以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通过民间教习途径成长起来的黄梅戏演员的政治、文学、艺术素养有了明显提高，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处理戏曲改革中所碰到的问题，他们相继演出了《柳树井》《新事新办》《路遇》《打猪草》《蓝桥会》等优秀剧目，经典剧目《天仙配》《女驸马》的推出，使黄梅戏这个民间小戏在戏曲艺术大家族中崭露头角。黄梅戏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呈现出一片生机蓬勃的景象，这就是黄梅戏发展史上的“梅开一度”。 （二）学校教育 为培养新生力量，在政府的支持和扶植下，1956年安徽艺术学校（现为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成立，学校设有戏剧、音乐、美术三科，戏剧科内设黄梅戏演员班，开始了院校培养黄梅戏人才的历史。1958年，安庆市在原黄梅戏剧团学员班的基础上办起了安庆市艺术学校（现为安徽黄梅戏学校），设有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班，是培养黄梅戏的表演、音乐和舞台艺术人才的专门学校。这两所院校在吸取西方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现代化的科学育人模式，借鉴京剧学校育人的方法开展教学。安徽艺术学校从北京、上海、合肥等地选聘了一批戏剧名师、著名演员、艺术家和新文艺工作者，如李古来、徐鸿培、钱世仪、王少芳、张德甫、刘静沅、洪谟、朱凤仙等，与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