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东部城-郊-乡梯度绿地土壤碳、氮、磷.pdfVIP

土 壤 (Soils), 2017, 49(2): 358–363 ①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2014FY110200A12)和全国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201410626087)资助。 * 通讯作者(gangday@) 作者简介：王启(1994—)，男，四川雅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E-mail: wangqibilly@ DOI: 10.13758/ki.tr.2017.02.022 成都东部“城–郊–乡”梯度绿地土壤碳氮磷化学计量特征① 王 启1，李 艳2，王连维1，向蔓菁1，袁大刚1*，邵 帅1，勾琪立1 (1 四川农业大学资源学院，成都 611130；2 雅安市雨城区林业局，四川雅安 625000) 摘 要：选取成都东部 5个不同交通环线区域(一环内、一环至二环、二环至三环、三环至绕城、绕城外)的绿地 土壤为研究对象，采集 0 ~ 20 cm和 20 ~ 40 cm土层的土壤样品，测定其总有机碳(C)、全氮(N)、全磷(P)的含量并分 析其化学计量特征。结果表明：成都东部绿地土壤 C、P 含量在沿“城–郊–乡”梯度上总体有降低趋势。各环线区域 绿地土壤 C、N、P含量基本随着土层的加深而降低，其中以 C、P降低最为明显。绿地土壤 C︰P和 N︰P在成都 东部“城–郊–乡”梯度下有升高趋势，但均低于国内平均水平；绿地土壤 C︰N在“城–郊–乡”梯度变化不明显。快 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了 C、N、P化学计量比的空间分异。 关键词：成都东部；“城–郊–乡”梯度；C︰N︰P；化学计量比 中图分类号：S154.1 文献标识码：A 生态化学计量学结合了生态学和化学计量学的 基本原理，是当今探究生物系统能量和元素平衡的重 要方法[1]。相关学者研究认为，土壤碳(C)、氮(N)、 磷(P)之比可作为诊断或预测养分限制或饱和的指 标，也是反映土壤质量的灵敏指标[2–3]。Cleveland和 Liptzin[4]提出，土壤 C︰N︰P比值有相对稳定性，约 为 186︰13︰1，但土壤 C︰N︰P 比值受土地利用等 因素的影响[5]。 城市土壤在维持城市生态系统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例如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水土保持、微小气候调 节、食物生产要素等[6]。城市化导致了城市自然景观 的转变和不同土地利用在时空上的竞争加强，因此给 土壤质量带来了直接和间接影响[7]。城市土壤常常遭 受物理干扰、化学污染，并且通常具有高度空间异质 性[8]。土地利用和管理措施的变化能改变元素的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和生态系统中 C、N、P 的生态化学计 量比[9–10]。上海不同利用类型土壤 C︰N 表现为城市 草坪撂荒地滩涂园地[11]，北京城市化地区裸地 也表现出很低水平的有机碳以及异常高的土壤 C︰N 特征[12]。Cusack[13]在波多黎各亚热带土壤研究中发 现，城区森林土壤 C︰N低于乡村，城市化过程强烈 影响森林土壤 N 素初级转化速率，进而改变土壤有 机碳循环过程。国内外就“城–郊–乡”梯度土壤的研 究已有报道，如 Luo 等[14]对北京城郊表层土壤 C 储 量比较后发现，城市土壤有机和无机碳含量显著高于 郊区土壤，且土壤 C储量随着距市中心越远而增大； 周睿等[15]在对上海城郊土壤有机质时空变异研究中 发现，1999—2010 年土壤有机质增加的区域分布在 离城市较远的地区，而土壤有机质下降区域位于近 郊。Zhu和 Carreiro[16]研究发现，城市地区 N的净矿 化和硝化速率显著高于乡村地区。Yuan 等[17]研究指 出，南京城市化历史越久的城区土壤相比郊区土壤表 现为 P富集；Chen等[18]对南昌市“城–郊–乡”梯度 森林土壤 P素研究结果表明，土壤全 P和可提取态 P 的含量均表现为城区明显高于郊区。Lu 等[19]发现杭 州东部土壤重金属含量和磁化率在“城–郊–乡”梯度 上显著不同，离主城区越远，其含量越低。城市化进 程中“城–郊–乡”梯度下绿地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 的研究还鲜见报道。 成都城市发展格局表现为周期性轴向扩张规 律[20]：20世纪 70年代末以前，为单纯的单中心集聚 式城市发展阶段；至 20世纪 80—90年代，为突破一 环路、围绕二环路为主的外延式城市扩张；再至 20 世纪 90 年代的圈层式扩张，主要是对二环路内城市 土地进行填充式开发，并向新修建的三环路扩展；目 前，成都城市以一环为中心，沿一环、二环、三环及 第 2期 王 启等：成都东部“城–郊–乡”梯度绿地土壤碳氮磷化学计量特征 359 绕城交通线呈同心圆放射性向外扩张，具有显著的时 间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