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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医学文化的渊源 毫无疑问，中国和日本是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有着重要地位的两个国家，无论从经济，政治，军事，还是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不可比拟的影响力，并且这两个隔海相望的国家在文化上有着诸多渊源。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意义深远，而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文化方面。特别是中国医学文化对日本的医学文化更是有着深远的影响与作用。 所谓的医学文化，是指为涉及保健与疾病的各种正规的人类学活动，包括从生物学和文化角度研究人类行为与保健、疾病标准之间的关系，生物现象、社会文化现象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中医文化，是指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文化社会背景以及蕴含的人文价值和文化特征。它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原医学文化，以其整体的治疗思想，多角度观察病理的方法，奇特的治疗技术，和谐的用药手段而著称于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国粹。中原医学文化构成了中华中医文化的基础和主干。 中国中医学萌芽起源于远古时代。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药的活动。中原地区正是中华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早在伏羲、黄帝时期，就有了医药起源的美好传说，故中原成为了中华中医文化的源头。 早在春秋战国直至三国时代中医学得到了奠基。战国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医理论体系基本形成时期，其标志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的相继问世。《黄帝内经》大约是战国秦汉时期，为后世中医理论之源。《伤寒杂病论》系东汉南郡涅阳张仲景所著，该书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辨证论治原则，奠定了临床诊断理论的基础。《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的洛阳，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中药学理论。而这三部医药学著作主要是在中原完成的，可以说明中华医药理论的形成是在中原。 在晋唐至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得到兴盛，发展与创新。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医学得到了全面发展。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曾长期在中原行医，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方剂之大成，对《黄帝内经》有大量征引和深入阐发。同时，他收录了张仲景著作有关伤寒病症的部分，从而使医圣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的发达兴盛时期，其重心在中原。这一时期医学发展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政设施的进步和完善。北宋在都城开封，设立“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同时还设立“御药院”、“尚药局”、“医药惠民局”等专职药政机构，这一传统至今仍被沿用。“医官院”的“针灸铜人”，成为世界针灸医学发祥地的象征，在无言地向世人述说中原医学文化的鼎盛与辉煌。而在明清时期中国医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稳定。并且从1840年至现在近代医学在中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 ,两国文化源远流长。源于中医药学的日本汉方医学即是以汉代医学为中心 ,加入中国各时代医学内容的日本传统医学。随着时代变迁，日本医学文化形成了自身特点。 据考古学的研究，日本在公元前一世纪已有了医疗活动。神话人物大己贵命(又名大穴牟迟神)和少彦名命，被尊奉为医药鼻祖，他们一面管理国家，一面为人们治病。这个时代认为疾病是神灵所为，因而，主要是用祈祷咒禁法来消灾除病，同时也有一些药物疗法(包 括内服和外敷)以及温泉疗法。 自公元5世纪到19世纪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文化和医学。开始是通过朝鲜，公元5世纪以后则中日两国直接往来，隋唐医学大量传播到日本。公元754年，鉴真大师赴日，传播了大量医药知识。唐朝末期，两国交通中断，日本医家对中国隋唐医书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编纂。于是，公元984年出现了日本现存最古医书《医心方》。 公元980年，宋朝与日本重新恢复了交通。先是宋朝的医师和商人赴日行医卖药，后有日本僧人荣西赴宋留学。但当时日本医学的发展是很缓慢的。 金元时代，中日两国医家虽仍有往来，但因战乱关系为数极少。 明代，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来往频繁。在这一时期日本吸收了许多中医文化。 日本把中国传去的医学称为“汉方”。直至荷兰医学已经传到日本，日本医家接触到了西洋外科和解剖学，日本现代医学从此出现并迅速发展。 众所周知，日本民族善于吸取其他民族的长处来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医学方面也不例外。日本医学先后吸取了朝鲜、中国、荷兰、德国以及美国等国家的医学成就，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医学。 中国与日本的医学文化有莫大的联系，但二者间的发展又有着极大的不同。这源于两国的传统文化的不同和历史发展的不同轨迹。对于中国传统的医学文化的走出国门，我们要欣喜。因为这正是说明中医学的伟大之处。面对日本医学文化我们要保有平常心，用正确的态度去看待它。对其好的优秀的医学文化我们要学习，对其优秀的行医技术要掌握。一句话：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医学文化的流传是经过漫长的岁月的。 医学从原始社会发展至今经过了漫长复杂的道路，其发展受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