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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交流与敦煌文化——专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敦煌文化是多元文明之间对话、相互影响的结晶。没有外来文明的滋养，也不可能在这样的边陲之地形成如此丰富绚烂的洞窟艺术。”敦煌在古代是总绾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莫高窟的秋天舒服极了。天空每天都是瓦蓝的，空气洁净而干燥。敦煌研究院里，办公楼上爬山虎的叶子红得像火烧，常书鸿雕像前的花朵还在怒放。大泉河的水引来灌溉院子里的草木，淙淙地在沟渠里流淌。和樊锦诗走在办公区里，听到她总是感叹：“你看，现在的条件多好啊！”53年前，莫高窟的秋景也是这样美，只是初来乍到的樊锦诗有些发愁如何度过漫漫寒冬。住的房子都是土坯的，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简陋的环境与上海的家和北京的学校形成极大反差。好在洞窟近在咫尺，走进去，一个个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这样的艺术宝库让她逐渐能够接受生活中的艰苦。她把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了大漠。今年3月，樊锦诗正式卸任了敦煌研究院院长的职务，担任名誉院长。这不意味着休息，反而是没有行政事务牵扯精力后，能够全身心投入研究工作的开始。将敦煌放置于丝绸之路上中外交流的背景中来研究，是樊锦诗近几年的一个兴趣点。她做过几场相关讲座，已经写了《从敦煌莫高窟文物看古代中国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一文，最近还在准备另一篇文章《从莫高窟图像和文献看古代波斯文化的影响》的材料。本以为谈起这个话题她会驾轻就熟，没想到她在采访前一直准备到深夜。敦煌文化奇特而博大。她喜欢引用两位学者的话来说明。一位是季羡林：“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另外一位是周一良：“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面对这样的文化，樊锦诗执迷一生，也永远饱含敬畏之心。以下文章整理自樊锦诗的口述。丝路重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敦煌的交通算不上发达，但这并非古代的状况。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一块地处沙漠戈壁中的小绿洲。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有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在这里活动。汉武帝时期，出于抗击匈奴的需要，派遣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使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交通全线打通。拿汉代的中西交通为例：由敦煌向东，穿越河西走廊可到达中原长安和洛阳；由敦煌向西南，出阳关南行，或由敦煌向西北，出玉门关北行，是丝绸之路新疆段的南北两条经典线路，翻过帕米尔高原，经过中亚，向南可到南亚古印度，向西可到古代波斯，继续西行可到地中海东岸，入地中海西行到古希腊罗马，入地中海南行可到北非古埃及。到了隋代又增加了一条道路，即越过戈壁沙漠，沿天山北麓西行的草原丝绸之路，也可到地中海的东岸。因此，敦煌成为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总绾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在13世纪古代海运畅通之前，陆上通道是中国与西方交通的主要通道，敦煌也就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樊锦诗今年3月开始担任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关于“敦煌”这个名称含义的由来，目前人们的认识还不一致。汉文“敦煌”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载的张骞自西域归来后给汉武帝的报告。东汉的应劭最早对这个名称加以解释，认为“敦，大也；煌，盛也”。但“敦煌”这个汉语名词在敦煌设郡之前就已经出现，所以应劭等人的解释难免是望文生义的附会之说。近年来学者多认为“敦煌”是建郡之前居住在当地少数民族对于本地区的称谓，但译自何种语言在东汉时就已失考。敦煌建郡之后，呈现出一片繁盛的景象。敦煌东部61公里处的悬泉置遗址便能说明这种在政治外交上，中原和西域使者往来不绝的情形。悬泉置是一个邮政所兼驿站、接待站。这里出土的西汉昭帝（公元前87—前74年）以后的简牍表明，敦煌曾接待过来往于汉王朝和西域之间的大月氏、康居、大宛（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龟兹、于阗、罽宾（今克什米尔）等29国使节。敦煌关键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在古代中西贸易的中转站，西域胡商与中原汉商通行于“丝绸之路”上。比如，在莫高窟第296窟的壁画中便描绘了中外商人。一些西域客商长期住在敦煌一带。本世纪初，敦煌长城出土了一封公元4世纪的粟特文书信。它是在此经商的粟特商人写给他在中亚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的主人和亲属的，信上说：中国的洛阳被匈奴人烧了，我们现在敦煌、酒泉、武威一带经商。又如藏经洞出土的公元8世纪《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了敦煌以西“兴胡泊”的地名，即胡商聚居之地。藏经洞的寺院账目中登记了高档织物、金银器、宝石、香料、珍稀药材等许多西方来的舶来品。这些西方物品都是西域胡商通过丝绸之路带来的商品。另外，莫高窟北区石窟发现了当时流通的公元5世纪波斯银币。南朝人刘召在注解《后汉书》时，引用《耆旧志》形容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也。”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