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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伦理与乡土社会生活的重建 【内容提要】：在现代老龄化社会出现的背景下，从伦理角度思考重建孝道与乡土社会生活方式的可能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中国传统的孝道伦理与乡土社会生活理想，是一种可以为现代老龄化社会提供伦理智慧的思想资源。它所提供的启示是化解现代老龄化社会伦理困境的关键，在于超越个人主义与交换价值观为基础的伦理范式。 【关键词】：孝道；乡土社会生活；老龄化；伦理 中国传统孝道伦理及乡土社会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传统孝道的自然基础是家庭，一种以血缘关系将长幼代与代之间的生命历程连接起来的生命共同体。这种作为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原型”。在儒家的观念中，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国家和整个天下，都可以理解为某种扩大了的家庭。基于这种“家庭”共同体主义的理解，儒家所理解的个人也不同于现代个人主义所昭示的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儒家的伦理思维从具体的个人出发，这种具体的个人具有自然的生命历程和血缘关系；随着其生活的展开，这种具体的个人在家庭和社会共同体中扮演着一系列角色。除了包含这种独特的关于共同体与个人的理解之外，传统孝道与乡土社会生活方式也昭示了一种超越“交换价值”主宰的全面的价值观体系，它以人与人的相互尊重和关怀，共同体的和谐与幸福为核心价值。 现代老龄社会从中国传统孝道伦理及乡土社会生活方式中能够获得多方面的启示，其中最主要者有三：一是孝道伦理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批判性地反思个人主义伦理的参照系；二是展示了一种关爱与尊重生命的价值的生活方式复兴的希望。从而使我们能够重建被交换价值观的僭越(殖民)所扭曲了的价值世界；三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尝试复兴孝道与乡土社会的养老习俗和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找到现代养老问题的化解之道。 首先我们从诊断的角度为现代的老龄化问题及其根源略作观察：现代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往往伴随着成年人的两性关系的“灵活性”、单亲家庭、青少年犯罪问题、教育的功利主义(培养生产者与消费者，重技术轻德行)等一系列问题。它们彼此关联，不可孤立看待。然而，上述众多问题产生的根源皆与家庭及社区共同体的衰落有关。 现代社会流行的个人主义伦理观念，强调个人是构成世界的原子，而且这种原子是彼此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拥有几乎绝对的自由。个人主义的这种观念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社会方面表现为家庭的岌岌可危、代际关系的扭曲；经济上则是市场交易关系的盛行，以及作为市场“保姆”的福利国家制度的膨胀；政治上则导致片面强调个人权利的乌合之众加政客的“民主”游戏的出现；意识形态上则形成了“自我中心主义”道德观念、过度膨胀了的交换价值观，以及拜金主义的宗教精神。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契约化了的世界，个人契约对整个生活世界的成功统治，也恰是现代社会分崩离析、认同危机、人情冷漠、人性扭曲、人的价值贬损的根源。由此看来，老龄化问题牵涉到观念、制度与伦理等多个层面，其化解之道也就在于在这些层面做出相应的变革。 现代老龄化社会的困境，暴露出现代社会从个体出发组织共同体的悖论：现代家庭人际关系的“扁平性”的“平等”对正常的代际伦理秩序的破坏，现代家庭中的“个人契约”夫妇关系的脆弱，现代生活方式对民间“社会资本”的破坏，以及“福利国家”与市场体系之间的自相矛盾。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向是：通过复兴儒家“理想主义”意义上的孝道和乡土社会生活方式来改造现代社会。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以一种创造性的智慧恢复和重建信仰上的祖先崇拜、敬老习俗和礼仪；以及重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的家庭关系与伦理原则；重建老人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方式；重建由这种健全的家庭所扩展而成的乡土社会。 这种变革涉及到：第一，自我意识从个人主义转向共同体主义，这意味着家庭及其孝悌伦理的恢复，以及个人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这种特殊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第二，孝道礼仪和乡土习俗，如乡射礼、乡校、乡饮酒礼、家礼等礼俗，经过创造性的转换而在现代社会“复活”。这将既是对这些礼仪传统的继承，又是因时因地制宜有所“损益”的创新。第三，教育上的相应变革，以教导和传播根源于孝道伦理智慧和乡土社会生活传统的新的价值观、伦理原则、道德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这种变革所期望的目标，是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主义与合理的个人主义的互补，是人性的自然体现与自由发展的有机统一。 来源：节选自人大复印资料《伦理学》2015年第7期47-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