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协议审查确认制度的构建.docVIP

刑事和解协议审查确认制度的构建 引言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新增加了第五编“特别程序”，分四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刑事和解程序、没收财产审理程序及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推进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精细化、科学化。其中第二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可以适用刑事和解。使得多年来司法实务部门探索创新的刑事和解实践上升到了法律制度层面，对于保障人权，抚慰被害人心理创伤，修复社会关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我国刑事和解的实践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语境下展开的，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恢复性司法潮流共同催生的新生事物。刑事和解在各国的实践中，基本形成了三种模式：[1]（一）自和——申请模式。由被害人和加害人自行协商解决纠纷，达成和解后向公权力机关提出和解申请。公权力机关负责审查和解结果的合法性和自愿性；（二）公权力机关促和模式。由刑事纠纷的加害人或被害人向公权力机关提出和解要求，由公权力机关促成和解，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三）第三方促和模式。主要是通过社区及民间调解机构促成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由公权力机关对和解进行确认。我国法律以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刑事司法一直由公权力机关垄断实施。刑事和解的探索实践也是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共同推进。20xx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制定了《轻伤害案件处理程序实施规（试行）》，对刑事和解的范围、条件、程序等问题进行了规范，[2]之后，各地各级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纷纷单独或联合出台有关规定指导刑事和解的试验。可见，以公权力为主导是刑事和解实践的主要模式。江苏推行刑事和解较早且办案数量较多，也以公权力机关促和与“检调对接”为主要方式。[3]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这项规定表明，刑事和解的双方当事人无论是自行和解还是在有关机关主持下和解，都必须由办案机关针对刑事和解的具体内容进行审查确认。但该条款有关和解协议的审查制度主要从实体上加以规定，对相关程序性问题没有明确的要求。根据刑事和解存在的自和、公权力主导、第三方促和等三种模式的情况，第二百七十八条仅规定对自行和解进行“自愿性、合法性”审查，显然不够全面。再从我国刑事和解的实践看，刑事和解基本上在公安、检察、法院主持下进行，三机关各自主持和解制作的协议是否需要审查确认，不同阶段的审查确认的实施主体是何机关，更没有加以说明。随着修正后《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这些问题难免会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功能及效果产生影响，并可能对被害人和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产生障碍，为此，从回归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本意出发，笔者在结合修正后《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八条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刑事和解协议审查确认制度的设想，期望促进刑事和解制度的顺利实施，实现制度效益的最大化。 一、审查的启动实施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笔者认为，上述规定包括以下含义：首先，刑事和解可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等各个阶段适用；其次，刑事和解的双方当事人无论是自行和解还是在有关机构主持下和解，都不能自行达成协议；第三、从“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的表述可见，刑事和解也可由第三方作为调停人促和。但无论是当事人自行和解还是由第三方调停促和，均应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刑事和解契约一般要由国家公权力机关启动这个程序，或者来确认结果，[4]因此，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确认工作应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启动实施。但根据二百七十八条规定的表述，是否就可以认为，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等不同阶段，分别由对应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刑事和解协议即能产生效力？如果在公安机关虽然主持制作了刑事和解协议，但根据法律规定应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是否还需要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确认？二百八十条的规定对此问题没有涉及。但结合第二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笔者认为，立法就刑事和解提出的审查原则，是一项整体性的制度安排，不仅是针对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结果的审查，还应包括对第三方主持和